歷史很難:為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補一個小註
周婉窈
「歷史很難」──這是我從大學一年級接觸歷史學以來,到現在已經半世紀,對歷史研究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歷史研究何以很難,牽涉的面相很多,大至涉及哲理的方法學,小至具體證據。就證據而言,呈現歷史事實需要證據,但有了資料不代表就正確無誤。以下要講的事情,就是一個小例子。
陳翠蓮教授近年來產能很大,2017年出版《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衛城出版),是二二八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很高的評價,書的銷售量也很可觀。去年(2023)她出版《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也是頗引起矚目。我拿到陳教授的贈書還不及看,就有朋友說看到我和幾位台大有志的照片出現在這本書,我於是翻來看,照片在頁288(圖一;此為彩色原版),頁289有這樣的敘述:
青年世代如東海大學的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蕃,政治大學的林世煜、陳國祥,臺灣大學的周弘憲、周婉窈、謝明達、蕭裕珍,以及高雄醫學院的陳永興等人,都是因為接觸《臺灣政論》,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
(頁423, 註釋56: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纂,《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19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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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段話,上述提到的年輕人都是在1975年8月《臺灣政論》創刊後,才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這樣的敘述有誤是不正確的,我無法代表所有人說話,但這裡提到的台大周弘憲、周婉窈(本文作者)、謝明達,卻是因果相反,我們在《臺灣政論》創刊前都已經接觸到黨外人士,已進入這個圈圈,於是康寧祥創辦《臺灣政論》時,才會有學生去幫忙,如周弘憲(作者的二哥)就是去雜誌社工讀,當小編輯。他說當時沒什麼學生敢去。(註一)
我和我的先生陳弱水提到這件事,他說:你們都還活著,應該要澄清,不然,大家會以為事情就是這樣。我想:對阿,這不只是澄清事實的問題,也是可以讓大家了解第一代校園黨外學生是怎麼來的。
我於是去和研究室就在我隔壁的陳翠蓮老師討論這件事,陳老師說她根據康寧祥的書,我說康寧祥的講法有誤,也有可能從他的角度看來是這樣,但實際不然。我建議再版時修訂,於是我們商量出一個辦法,由我來寫一篇小文章,陳老師的書修訂時就可以引用我的小文作為根據。以下略述我所知的情況。
周弘憲於1972年考上台大法律系,父親是青年黨黨員,經常代表嘉義黨部來台北開會,認識青年黨諸位元老,也認識台籍的郭雨新。周弘憲唸初中時就關心國際情勢和台灣政局,到台北讀書後很想去拜訪郭雨新,大一時,有一次回嘉義大林的家,請父親替他寫一封介紹信,因此得以拜會郭雨新,也因此認識郭雨新的秘書陳菊。當時周弘憲參加校園刊物《大學新聞》(大新)編務,大二時擔任《台大法言》總編輯;透過周弘憲的引介,陳菊認識很多台大學生。
謝明達和我同年,於1974年分別考上台大經濟系、歷史系。我進到台大後不久,就加入大新社,之後加入《大學論壇》(大論)社。因此認識大論社的謝明達,他在1975年開始的那個學年擔任大論社社長。(見圖二)蕭裕珍和我們同年,原本讀輔仁大學法律系,第二年插班考進台大法律系,她大一時就認得謝明達(後來成為男女朋友,數年後結婚),她進台大應該是1975年9月的新學期,當時《臺灣政論》已創刊,所以有可能是那之後才認識康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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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謝明達在《臺灣政論》創刊前就認識康寧祥。記得大一時,有一天我和謝明達去拜訪康寧祥,忘記為何麼去拜訪。記得很清楚的是,他家的客廳真的非常狹小,從客廳就可看到廁所(如傳聞一般),印象更清晰的是,康寧祥(我們後來背後都叫他「老康」)穿著一件背心,台語叫「夾仔」,他平常好像喜歡在襯衫外面套著小背心。然而印象最最深刻的是,他向我和謝明達非常鄭重地說,他人生有兩個最大的願望:一、發行黨外刊物。二、創立反對黨。
當時聽到時,感覺像是來自外太空的物件(台語;東西)。但那天康寧祥站著講這話的神情,至今鮮明印在腦海,連他站的角度、上身略彎的樣子都依稀記得。
不久後,1975年8月,台灣第一份黨外刊物《臺灣政論》真的出現了!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副總編輯黃華、張金策,姚嘉文是法律顧問。《臺灣政論》編輯部就設在姚嘉文律師事務所,周弘憲說:他記得黃華、林進輝、他,連同張俊宏,總共四個人負責出刊。姚律師的女兒雨靜大約5、6歲,常看到她在辦公室裡玩耍,非常可愛。我當時也見過雨靜,很活潑大方,後來在1980年10、11月周清玉選國民大會代表時,在競選總部(也就是姚、周的住家)又見到姚雨靜。最近在一個算是美麗島事件相關人士的聚餐(慶生會?),再次見到雨靜,已經是四十多年後了。倒是這幾年比較常碰到她的父母。周清玉到現在仍然為台語的復振到處奔波,很令人感佩。她這個年紀的黨外從政人士大都不再活躍了。
在1970年代中後半,黨外運動如何進入大學校園、黨外人士如何與青年學生建立關係,據我親身的經驗和觀察所得,郭雨新的秘書陳菊扮演非常重要、無可或缺的角色。這些故事就讓每個「有份」的人自己去講述了。
歷史很難,還在於每個人的記憶能力不一樣,記憶本身也具選擇性,即使自己親自參與也無法記住所有細節,甚至會有記錯或和其他事情相混的情況。
就舉我們當時(1975年底)為了替郭雨新助選,台大學生穿台大制服(其實就是軍訓外套,上頭繡有藍色的「國立臺灣大學」)到宜蘭發傳單一事。據我了解這是周弘憲的發想,陳菊同意,由她來安排。那當然是「壯舉」,其實很危險,有可能被捕。關於誰有去,到現在還不清楚。周弘憲記得大約7、8人,和我印象大致符合,也就是:陳菊、周弘憲、謝明達、蕭裕珍、我,之外還有誰?希望將來有機會補足。
幾個月前我寫〈手電筒與彈鋼琴:中國國民黨作票史管窺〉一文,有提到此事,Threads有人詢問到底在宜蘭市哪裡?我才警覺到,我們「到宜蘭發傳單」,不一定就是宜蘭市。我來自嘉義大林,讀大學前沒來過台北,當然也沒去過宜蘭,我一直以為是到宜蘭市發傳單,完全沒想到羅東的可能性──你想如果你從來沒去過宜蘭,而且將近半世紀以前,「鄉土教育」奇差無比,又沒有網路這種東西,真的無法去區分宜蘭市和羅東。周弘憲認為可能是羅東,但也沒把握,直到看了〈蕭裕珍女士訪談稿〉(註二),蕭裕珍很明確地說是羅東,才確認是羅東。還有很多可以寫的,但作為陳翠蓮教授新書的一個小註,就此打住。
註一:本文關於周弘憲的部分,主要根據1、筆者與周弘憲的LINE通訊(2024/2/17、18;2024/7/13)。2、周弘憲口述/劉恆妏、曾文亮、吳俊瑩訪談,〈周弘憲律師訪談記錄(摘要筆記)〉(未刊稿),2011年12月11日,於台北市周宅。
註二:〈蕭裕珍女士訪談稿〉收於:「1987-1988 台灣農民運動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人權故事教育館》: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home/zh-tw/museumreport/3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