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很難：為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補一個小註
周婉窈
「歷史很難」──這是我從大學一年級接觸歷史學以來，到現在已經半世紀，對歷史研究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歷史研究何以很難，牽涉的面相很多，大至涉及哲理的方法學，小至具體證據。就證據而言，呈現歷史事實需要證據，但有了資料不代表就正確無誤。以下要講的事情，就是一個小例子。
陳翠蓮教授近年來產能很大，2017年出版《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衛城出版），是二二八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很高的評價，書的銷售量也很可觀。去年（2023）她出版《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也是頗引起矚目。我拿到陳教授的贈書還不及看，就有朋友說看到我和幾位台大有志的照片出現在這本書，我於是翻來看，照片在頁288（圖一；此為彩色原版），頁289有這樣的敘述：
青年世代如東海大學的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蕃，政治大學的林世煜、陳國祥，臺灣大學的周弘憲、周婉窈、謝明達、蕭裕珍，以及高雄醫學院的陳永興等人，都是因為接觸《臺灣政論》，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
（頁423， 註釋56：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纂，《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193-197。）
根據這段話，上述提到的年輕人都是在1975年8月《臺灣政論》創刊後，才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這樣的敘述有誤是不正確的，我無法代表所有人說話，但這裡提到的台大周弘憲、周婉窈（本文作者）、謝明達，卻是因果相反，我們在《臺灣政論》創刊前都已經接觸到黨外人士，已進入這個圈圈，於是康寧祥創辦《臺灣政論》時，才會有學生去幫忙，如周弘憲（作者的二哥）就是去雜誌社工讀，當小編輯。他說當時沒什麼學生敢去。（註一）
我和我的先生陳弱水提到這件事，他說：你們都還活著，應該要澄清，不然，大家會以為事情就是這樣。我想：對阿，這不只是澄清事實的問題，也是可以讓大家了解第一代校園黨外學生是怎麼來的。
我於是去和研究室就在我隔壁的陳翠蓮老師討論這件事，陳老師說她根據康寧祥的書，我說康寧祥的講法有誤，也有可能從他的角度看來是這樣，但實際不然。我建議再版時修訂，於是我們商量出一個辦法，由我來寫一篇小文章，陳老師的書修訂時就可以引用我的小文作為根據。以下略述我所知的情況。
周弘憲於1972年考上台大法律系，父親是青年黨黨員，經常代表嘉義黨部來台北開會，認識青年黨諸位元老，也認識台籍的郭雨新。周弘憲唸初中時就關心國際情勢和台灣政局，到台北讀書後很想去拜訪郭雨新，大一時，有一次回嘉義大林的家，請父親替他寫一封介紹信，因此得以拜會郭雨新，也因此認識郭雨新的秘書陳菊。當時周弘憲參加校園刊物《大學新聞》（大新）編務，大二時擔任《台大法言》總編輯；透過周弘憲的引介，陳菊認識很多台大學生。
謝明達和我同年，於1974年分別考上台大經濟系、歷史系。我進到台大後不久，就加入大新社，之後加入《大學論壇》（大論）社。因此認識大論社的謝明達，他在1975年開始的那個學年擔任大論社社長。（見圖二）蕭裕珍和我們同年，原本讀輔仁大學法律系，第二年插班考進台大法律系，她大一時就認得謝明達（後來成為男女朋友，數年後結婚），她進台大應該是1975年9月的新學期，當時《臺灣政論》已創刊，所以有可能是那之後才認識康寧祥。
我和謝明達在《臺灣政論》創刊前就認識康寧祥。記得大一時，有一天我和謝明達去拜訪康寧祥，忘記為何麼去拜訪。記得很清楚的是，他家的客廳真的非常狹小，從客廳就可看到廁所（如傳聞一般），印象更清晰的是，康寧祥（我們後來背後都叫他「老康」）穿著一件背心，台語叫「夾仔」，他平常好像喜歡在襯衫外面套著小背心。然而印象最最深刻的是，他向我和謝明達非常鄭重地說，他人生有兩個最大的願望：一、發行黨外刊物。二、創立反對黨。
當時聽到時，感覺像是來自外太空的物件（台語；東西）。但那天康寧祥站著講這話的神情，至今鮮明印在腦海，連他站的角度、上身略彎的樣子都依稀記得。
不久後，1975年8月，台灣第一份黨外刊物《臺灣政論》真的出現了！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副總編輯黃華、張金策，姚嘉文是法律顧問。《臺灣政論》編輯部就設在姚嘉文律師事務所，周弘憲說：他記得黃華、林進輝、他，連同張俊宏，總共四個人負責出刊。姚律師的女兒雨靜大約5、6歲，常看到她在辦公室裡玩耍，非常可愛。我當時也見過雨靜，很活潑大方，後來在1980年10、11月周清玉選國民大會代表時，在競選總部（也就是姚、周的住家）又見到姚雨靜。最近在一個算是美麗島事件相關人士的聚餐（慶生會？），再次見到雨靜，已經是四十多年後了。倒是這幾年比較常碰到她的父母。周清玉到現在仍然為台語的復振到處奔波，很令人感佩。她這個年紀的黨外從政人士大都不再活躍了。
在1970年代中後半，黨外運動如何進入大學校園、黨外人士如何與青年學生建立關係，據我親身的經驗和觀察所得，郭雨新的秘書陳菊扮演非常重要、無可或缺的角色。這些故事就讓每個「有份」的人自己去講述了。
歷史很難，還在於每個人的記憶能力不一樣，記憶本身也具選擇性，即使自己親自參與也無法記住所有細節，甚至會有記錯或和其他事情相混的情況。
就舉我們當時（1975年底）為了替郭雨新助選，台大學生穿台大制服（其實就是軍訓外套，上頭繡有藍色的「國立臺灣大學」）到宜蘭發傳單一事。據我了解這是周弘憲的發想，陳菊同意，由她來安排。那當然是「壯舉」，其實很危險，有可能被捕。關於誰有去，到現在還不清楚。周弘憲記得大約7、8人，和我印象大致符合，也就是：陳菊、周弘憲、謝明達、蕭裕珍、我，之外還有誰？希望將來有機會補足。
幾個月前我寫〈手電筒與彈鋼琴：中國國民黨作票史管窺〉一文，有提到此事，Threads有人詢問到底在宜蘭市哪裡？我才警覺到，我們「到宜蘭發傳單」，不一定就是宜蘭市。我來自嘉義大林，讀大學前沒來過台北，當然也沒去過宜蘭，我一直以為是到宜蘭市發傳單，完全沒想到羅東的可能性──你想如果你從來沒去過宜蘭，而且將近半世紀以前，「鄉土教育」奇差無比，又沒有網路這種東西，真的無法去區分宜蘭市和羅東。周弘憲認為可能是羅東，但也沒把握，直到看了〈蕭裕珍女士訪談稿〉（註二），蕭裕珍很明確地說是羅東，才確認是羅東。還有很多可以寫的，但作為陳翠蓮教授新書的一個小註，就此打住。
註一：本文關於周弘憲的部分，主要根據1、筆者與周弘憲的LINE通訊（2024/2/17、18；2024/7/13）。2、周弘憲口述／劉恆妏、曾文亮、吳俊瑩訪談，〈周弘憲律師訪談記錄（摘要筆記）〉（未刊稿），2011年12月11日，於台北市周宅。
註二：〈蕭裕珍女士訪談稿〉收於：「1987-1988 台灣農民運動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人權故事教育館》：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home/zh-tw/museumreport/3004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