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之子鄭成功（五）
周婉窈
我們前面說過，唐王與福王不可同日而語。福王處於尚有可為之時，卻把局勢弄得一敗塗地；唐王處於實無可為之際，仍強自振作，可批評的不多。福王有一切亡 國之 君的徵候：他寵信奸佞，恢復東廠，在南京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選淑女入宮，除夕夜還因為「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都無新聲」而不高興。唐王則大為不同。即帝位於福州，「布衣蔬食，不御酒食」，命令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深諳為臣之道的鄭芝龍，進美女十二人，唐王「留之而絕不御」，大概怕傷鄭芝龍的顏面。唐王即帝位是閏六月，第二年元旦，不受朝賀，還以三大罪自責，命令百官載罪從行。四月，生日不受賀。七月下旬局勢明顯不可為，不少官員想投降，巡閩使者截獲二百餘封的出關迎降書，唐王召集群臣，說他本不想當皇帝，但大家擁戴他，他「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糲食，有 何人 君之樂！」他「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他說他不想知道這些寫迎降書的人的姓名，當著群臣的面燒掉，希望他們能洗心滌慮，始終如一。「有 何人 君之樂！」說得多麼痛切。如果福王能像他這樣，真不知道明末的歷史是否能改寫？
唐王當眾焚燒迎降書時，其實大勢已去──兩個月前鄭芝龍已經「通於我大清」──清朝史書這樣寫著。焚迎降書後不到一個月，仙霞關不守，唐王從延平出奔，逃難時還不忘帶著十餘箱書！他和曾后於汀州遇難時，還有忠臣義士挺身護衛，情景感人。
歷史是殘酷的，南明是一部失敗史；對失敗的人，人們很少留情的。唐王能夠從錯綜複雜，如流水席般的歷史舞臺中浮現出一個清明的意象，不能不說有那麼一點真實的核心在那裡。我們今天治史者多半是多疑的、世故的，不輕易相信歷史。唐王當然有他的缺點。由於過去的患難之情，他很聽曾后的話，曾后不止參與決策，唐王臨朝時，還「垂簾共聽斷」。
當時鄭森很年輕，他和唐王很親近。唐王即帝位時，四十四歲，鄭森二十二歲，是父子的年齡。唐王賞識成功，成功顯然也相當忠於唐王。也許年輕人還是比較有理想，鄭家軍對唐王的陰奉陽違，成功應該看在眼裡，最後的背叛，終不可原諒。一九七○年代後期西方學者Ralph C. Croizier寫了一本書，提議或可用戀母情結式的詮釋（Oedipus interpretation）來理解鄭成功「殺父報國」的行為。現在這樣的說法大概不太受重視，不過，作者指出鄭成功反抗血緣父親，而認同唐王為父親∕主君，倒不無道理。從文獻來看，鄭森對父親鄭芝龍相當決絕，他不滿父親降清，也不願因父親受挾持而自己也受挾持，最後導致父親和全家十餘口因他而被處死──也就是間接「弒父」。如果容許我們有點文學的想像，或許「長身豐碩、聲如洪鐘」，恭儉自愛，對成功垂愛有加的唐王是他所追尋的「精神的父親」。喬哀思《尤里西斯》的主人翁逛了一天都柏林，結果是一場尋找精神之父的生命之旅。我們不能離題太遠，總之，鄭森對唐王念念不忘，這也導致唐王遇難後，成功不願臣事魯王（因為唐魯之間有過嫌隙），起兵後，遙奉於該年（1646） 十一月十八日 即帝位於廣東肇慶的桂王朱由榔。
清軍進入福建之後，鄭芝龍為了和貝勒王博洛相會，欲前往福州時，成功牽衣跪哭，鄭芝龍嫌他囉嗦，拂袖而起。鄭成功離開後，告訴叔叔鴻逵此事，叔叔「壯之」。鄭鴻逵接著去見鄭芝龍，鄭芝龍跟他數落成功「少年，狂妄輕躁，不識時務」。鴻逵則趁機勸他不要投降，但芝龍降意已決。由於父親要他一起投降，成功在叔叔鴻逵的安排下，率兵一旅逃往金門。鄭芝龍要去面見博洛時，招他同行，他不止不聽從，還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也就是忠高於孝，父親若不幸死亡，只好為他服喪就是了。鄭成功的這個態度在往後的十五、六年中，沒有改變過。 十一月十五日 ，芝龍帶領五百人前往福州，與博洛會面，正式降清，歡宴三天，半夜即被博洛設計挾持北上，從此再也無法回來福建。就在這個月，清軍攻入安平，成功的母親受辱自殺。十二月，成功糾合有志者數十人，揭舉抗清之旗，自稱「招討大將軍忠孝伯罪臣」。這年成功二十三歲。
根據黃宗羲《賜姓始末》，一六四四年滿人入關，長驅直入中國，打到福州時，鄭芝龍決定投降。鄭芝龍以為已經投降，有了護身符，家中未加武備，沒想到北兵打到安海，大事淫掠，田川氏亦被淫，自縊死。這件事顯然對鄭森打擊很大。在黃宗羲的筆下，鄭森反應很激烈，他寫道：「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彝法」即「夷法」，指日本的做法。不管此事是否屬實，人們想像：人子無告的忿怒，以及人子如何慘烈地「潔淨」受辱的母親的遺體。關於田川氏的記載不多，他很晚才被接到福建，是在唐王接見鄭森之後，即隆武元年（1645）閏六月之後的事。二兒子次郎左衛門不得隨行，留在故鄉陪伴祖父。田川氏在中國的時間很短，頂多一年半，最後橫遭慘禍，不能不說很不幸。
甲申、乙酉之變只是一年之間的事，緊接著唐王政權也只撐了一年二個月就又覆亡，而父親不顧他的忠告，棄明降清，母親受辱慘死，一介儒子決定舉兵抗清。史書上記載：「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枋。意氣狀貌猶儒書也。既力諫不從，又痛母死非命，迺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著儒巾襴杉，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鑑之！』高揖而去。禡旗糺族，聲淚俱并。」這是有名的鄭成功焚儒服事件。 楊雲萍 教授認為這太過戲劇化（theatrical），而懷疑其真實性。然而，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哭廟、焚儒服，在明末清初是一種社會性行為，並非不常見。焚儒服主要在作不仕的宣告；哭廟目的在表達抗議。這都是一種要引起群眾注意的作態。鄭成功的哭廟、焚儒服，可以理解成向天下周告棄文投武的決心，並宣洩國破家亡的悲情、控訴天地之不仁。
鄭成功牽衣勸止父親降清應該是在安平（即安海，屬晉江縣）。我們推測，當鄭芝龍將自己的軍力撤離延平，棄唐王於不顧，「飛帆過延平」時，成功應該也在飛帆中。鄭芝龍從打算降清開始，這個「投降包裹」裡一直包括長子成功──或許鄭芝龍隱隱約約感覺到不包括成功的降清是存在著危機的。這是鄭成功必須「遁金門」的原因。史料顯示，金門是鄭鴻逵的地盤；最後也是他退隱和安葬之地。金門離鄭芝龍老家南安石井很近，約 六海浬 ，簡直可以說一葦可渡。不過，鄭芝龍一家居住在離石井不遠的安平，因此安平是鄭成功成長之地。安平和石井屬於同個海灣線，距離很近，到金門同樣一葦可渡。
（未完待續）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08/12/22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