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的舊與新
──莊萬壽《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再版序
陳弱水
（編按：這是作者略加修訂且加上序文題名的版本）
莊萬壽先生於2011年出版《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儒教及其典籍之解構》，現在即將再版，莊先生囑我寫序，我是後生晚輩，自感未必適當，但他心意懇切，就盡力一試。
我和莊先生是2012年前後認識的，至今不過十來年，但我很小就聽過他的名字。我小學的時候，家父陳慧劍先生都在佛教社群打工，也是為他的信仰服務。他曾在周宣德居士的《慧炬雜誌》社工作，該雜誌專注在大專院校推動學佛風氣與佛學知識，家父因而結識若干知識青年，莊先生恰在其中。我記得家父不時提到莊萬壽和石萬壽兩先生的名字，一位讀中文，一位習歷史，我常把他們弄混。其實我太太周婉窈認識莊先生更久，來往較多，但我和莊先生有「故人之子」的關係，有特別的親切之感。
莊先生這本書收集了他的十九篇文章，另加〈自序〉和〈結語〉。這本書涉及很廣，最重要的主題就如書名所標示，在檢討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關係，並對有關的觀念進行解構。在觀念和情緒的層面，中國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之一，也是東亞不穩定的最重要來源，臺灣尤其首當其衝。中國民族主義不僅存在於中國，也流行於臺灣和海外華人社群，我們有責任對其有所了解和揭示，設法弱化這個具有侵略性的不理性力量。這是莊先生這本書的重要性所在。
莊先生這本書討論特別多的，是中國很古以來就有的以天下中心自居，歧視異己人群的態度以及相關的行動。這個態度日語叫「中華思想」，但一直沒有準確的中文詞語，一般多稱為「天朝觀念」或「天朝意識」，這個說法政治的意味太鮮明，沒法表現「中華思想」的全面內涵。還有一個相關用語是「中原意識」，似乎主要涉及中華世界中核心與邊緣的關係，也有其局限；「華夷意識」或「夷夏之辨」是適當的表達，但現在不常使用。族群自我中心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相當常見，但像中國這麼長時期、一貫而強烈地高抬自己，鄙視他人，就很特殊了。莊先生認為，這種態度和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性相關，歷史上不知有多少人群以此受害，不但文化流失，而且屢遭屠戮。他提醒大家正視這個問題。
莊先生在〈自序〉中表示，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臺灣學者多只從事近現代現象的研究，但中國民族主義實在淵源於傳統文化思想中「一個早熟的具有擴張性結構」，應該深入古典進行了解和破解。（頁8、12）莊先生所言甚是，對傳統中國夷夏觀缺乏基本認識，不容易掌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性。我在這篇序文，想要貢獻一個看法，來補充莊先生的研究，這就是中國民族主義擴張性的現代源頭和表現。
現在學界所談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般的確主要視為近代的現象。這個現象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人群廣泛而深刻的自我認同，當我們說「民族」時，往往指稱一個普遍意識自己為獨特群體的人群。在近代以前，這種現象不那麼突出，也許不少菁英持有類似的認同，但一般民眾就淡薄許多，甚至無此意識，他們明顯的集體認同是在比較小的團體，例如家族、村落、鄉里。現代民族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民族意識和國家有直接的關聯，最具典範性的觀念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民族有自決的權利，應當建立國家來保護民族及其文化。反過來說，既存的國家也該有民族性，即使在非單一民族國家或移民性格比較強的國家，國家也需要支持和保護某些人群認同和文化特徵。這種把族群和國家連接起來的思想在傳統中國不是不存在，但不算普遍。一般認為，在與遼和金的長期對抗中，宋代出現了類似近代民族主義的現象。陸游（1125-1210）有詩〈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裡的「九州同」，是指族群（華夏）疆域和政治疆域應當一致，與孟子「天下惡乎定，定於一」的觀念，有性質上的不同。莊先生在〈明帝國對江南原住民的征伐〉一文中引朱元璋1367年檄文的話「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也有近代民族主義的色彩。朱元璋雖然使用了這樣的論述，不過根據學者研究，在元末明初，這類意識並不強烈，在士大夫的政治價值中，君臣之倫還是最重要的。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知識界領袖如梁啟超、章炳麟（太炎）均鼓動這種觀念，做為強化中國的精神意志以立足於世界的武器。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一開始並不很清楚，基本上是漢民族主義，但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曾有的觀念，叫作「中華民族」。「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的稱呼共存了一段時期，內涵大多沒什麼差異，但「中華民族」逐漸了出現了新的含義，它與傳統的「夷夏之防」剛好相反，認為在傳統的華夏夷狄之上，應該有一個上位的大民族，夷夏之別變成夷夏一體了，這是「中華民族」的獨特意義。
在辛亥革命以前，這個新的民族主義觀念還處於混沌狀態，大體來說，革命派繼續傾向排滿的漢族復國思想，立憲派較多考慮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因為他們承認滿清皇室並提倡滿漢平等。在這段時期，立憲派楊度的長文〈金鐵主義說〉（1907）特別值得注意。這篇文章不但明確主張中華民族是融合性的大民族，而且從政治利害的角度進行論說，預示了中華民族思想以及相關作為的往後發展，是理解這個觀念的重要樣本。楊度認為，如果中國在傳統華夷思想的基礎上發展民族主義，將會有複數的民族主義，難以保全領土——清帝國的範圍：「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三者之中，不可使其一焉有所變動。一有變動，則國亡矣。」楊度因此引申：「人民既不可變，則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如何五合一，創造一個大民族呢？其實就是不平等的同化政策：「滿漢之界全然混合，然後合滿漢之力，以營蒙回同化之事，且以及於西藏」，「滿漢混為一家，大殖民於蒙回藏地。」（《金鐵主義說》第五節，《中國新報》第二號，頁91-93；同文第七節，《中國新報》第五號，頁10）滿漢有可能「全然混合」，是因為滿人已大體漢化，說到最後，楊度的中華民族主義是大漢族主義的最新版，藉以保存滿清擴張的政治果實。他不但預想一個「混合萬種之中華民族」（《中國新報》第五號，頁10），而且把這個想像的基礎往歷史回推，主張像清帝國這樣的大政治領域是很久以來就存在的，滿人在明代就直屬中國，滿人入關只是一國之內的變局，這也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某種中國史敘事的先聲。
辛亥革命以後，中華民族一詞得到普遍的接受，但使用仍然不多，內涵也頗有歧異，到1930年代，由於日本侵略危機加深，民族情緒大盛，「中華民族」才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觀念。根據學者分析，在民國時期（1949之前），這個觀念有三個主要類型。第一個是承認多民族存在的現狀，但要致力於融合，以至同化為中華民族。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曾歷經演變，最後屬於這一形態。第二個類型主張中國內部多民族並存，追求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這個類型中，中華民族是比較溫和的觀念。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屬於這個基調。第三種最激烈，主張中國本來就只有一個民族，無論在歷史或現實上都如此。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有強烈的表現，蔣介石採取了這個立場，他的《中國之命運》（1943初版，陶希聖參與寫作）是這類型中華民族觀念的代表性陳述。在這本書，為了強調中國民族本質為一體，甚至把古來東亞大陸——包括中南半島——的各人群貶為「宗族」。（參看俞祖華、耿茂華，〈單一國族．一元一體．多元一體：民國時期中華民族整體觀念的三種類型〉，《東岳論叢》，第39卷第1期〔2018年1月〕）
從歷史的演變看來，這三個類型的區別是相當表面的，在政治人物和政治組織方面，差異主要是所處情勢和策略考慮所導致的，中華民族觀念往後的核心內涵就是泯滅歧異的大漢族主義。中國共產黨近期的立場和以前的國民黨並沒有差別，中國官方現在推動以Xizang取代Tibet，作為對圖博（西藏）的西文名稱，是這種心態冰山一角的表現。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表面上和傳統的夷夏之辨相反，實則是一致的，而且是更具擴張性和侵略性的「用夏變夷」，讓夷狄或任何形式的他者都要面臨生存的威脅。一百多年前才出現的中華民族主義是具有反諷性的，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是民族或人群自決，這種思想卻否定中國自認的勢力範圍內所有人群的主體性。
中國民族主義和現代的中華民族主義並不只是學術問題，它們是活生生的現實，無時無刻不在對我們發生影響，需要大家了解，也需要所有相關人士一起進行省思。莊萬壽先生再版其有關此問題的著作，我以後輩的身分作序，希望能對他的論說略有補充和闡發。
（二〇二三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