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宗教信仰的中國情結與其脫結之道
莊萬壽
（2014.7.12 西雅圖 台灣美西夏令營 主題演講）
前言：「關公發爐指示」講起
今年(2014)318太陽花學運是開啟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新章。官方麻痺，對學生訴求無感，正膠著之際，三月底傳出鴻海總部的關公香爐「發爐」，中國紅頂台商郭台銘藉「神意」各方牽線，要解決「僵局」。但學生拒絕與他見面。4月6日立院院長王金平至議場，承諾「先立法，再協商」，郭旋即表支持，我的第一反應是中國黑手介入。果不其然，學運一結束，郭就說「民主當不了飯吃！」、「一切要回歸體制」，反學運、反民主與中國如同一轍。幕後了解是中國要郭「儘速化解『反服貿』『反中』的社會效應」（《財訊》2014.4.23）。
中國吞台的狼子野心，早已用錢收買而取代干戈，財經誘拐之外，是文化統戰，其中宗教信仰，是台灣毫無設防的開放世界。台灣宗教主要是儒、釋（佛）、道三教，道教在漢語文儒教圈發展，與各地神明混合，即所謂「民間信仰」，事實已融入佛儒的思想，而台灣民間信仰的宮廟，都是佛道的多神崇拜；這些神幾乎全是來自唐山中國，在數百年艱苦求生的移民社會，成為台灣人特別強烈的信仰。在儒教傳統敬祖追遠的文化中，具有維繫中國文化臍帶的功能。此外，以宮廟祭祀圈為中心，亦是民間社會的重要組織、團體，而為統治者所重視。在戰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自然成為地方政治派系選舉的樁腳，長期以來，多被執政的國民黨直接、間接的掌握，也是中國統戰的標的。
至於佛教，1949年台灣開始戒嚴，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中國佛教會」，收編了台灣所有的佛教團體、僧尼。政軍人物出身的星雲、聖嚴、與師承印順的台籍證嚴發展成了台灣三大佛教山頭，須知傳統漢傳佛教，在近代、現代爭民主、反威權的歷史中，從未曾有過思想與行動。
此次學運中，證嚴上人（我質疑的稱謂）送水果慰勞警察，還說：「看到這一波抗爭，希望時間不要太久。」星雲法師說：「學生迷失……自以為對，快回去讀書，將來選上總統再來改革台灣。」兩位大師早已建自己的佛教大企業王國：慈濟與佛光山。然而，都缺乏台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的思維。慈濟現猶堅持規避環評，強在內湖山坡保護區開發建二千人的活動高樓，輿情譁然。而佛光山早期更曾違建，污染高屏溪。星雲支持核四，尤其一向充當中國佛教在台的總代理，他的名言「台灣沒有台灣人，哪個不是中國人。」他的信徒號稱600萬人，他說：「沒有台獨。」這幾個被拱為「國師」「大師」的僧尼，儼然已成太上活佛，與關公、媽祖一樣，被國民黨政要，甚至民進黨縣市長所拱衛著。他們一言而為天下表，媒體、名嘴都不敢忤逆、造次。因為台灣人甘願自投入寺院（佛）、宮廟（道教、民間信仰）為俘虜的人太多了。
依內政部2012年統計，全台（三教）寺廟有登記為12,026所，登記信徒（每年增加，未登記更多）：道教82萬人，佛教16萬人，一貫道21萬人。美國國務院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台灣2,300萬人，道、佛、一貫道信徒1,635萬人（71%），而基督教、天主教才90萬人（4%）（按內政部基、天二教人數更少）。
台灣人在寺廟神明前，可以平安發財，有時還有食有掠，怎不格外的要虔誠、馴服？2013年4月郭台銘將號稱中國最古的山西運城關公神像，由山西省級共黨常委帶隊，直飛小港機場，立法院長親自迎接，郭說：「關公來台講台語！」用21天遶境「巡視」全台106個有關公的宮廟，化一億元，大小分霑，遠近悅服。同年1月大甲媽的顏姓教父，因案入獄，立委改選，在台灣只有國中學歷的少年兒子，傳用二億綁樁，居然可繼承犯罪媽祖教父當選。事後又涉嫌用2,000萬買大甲媽祭祀圈沙鹿等地的票，才以約一千票險勝。宗教信仰是阿片嗎？台灣人依然是那麼愚昧無知嗎？
台灣要自由、民主，還要台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本文要破解被中國封建文化結構綁住的台灣宗教信仰。首論述中國情結的歷史積累，後論脫結之道。是挑戰當今鮮少論及的台灣最棘手的中國情結化的宗教信仰。
一、台灣宗教信仰之中國情結的歷史積累
1、北傳佛教 受阻於儒教
宗教信仰是出之於人類的需求，是對自然、生命的適應、安頓，是早期原始社會就存在的信念與行為。
遠古人類眾多的民族，隨不同的地理、社會而有本民族自己的宗教信仰。無情的歷史發展，二千年以來，強勢的民族、宗教，逐漸兼併弱勢的迄今，一般指世界有基督教、伊斯蘭、佛教三大宗教，其中佛教傳播於東亞。
值得注意的是基、伊二教與南傳佛教，都有多國並立，何獨北（漢）傳佛教，在廣大的東北亞大陸，只有中國一國呢？這與台灣人的信仰與命運攸關。
以中原為地盤的中國，確實是古文明。在佛教傳入，並轉化為豐厚的漢字大乘佛學之前，中國帝王已掌控貴族性的儒教，與在地性的道教。具體的講，中國是由帝王儒教，左右道、佛兩教的封建社會。
2、國家神道儒教，宰制、攏絡道釋
西漢武帝，獨尊儒術，孔子升為「素王」，儒學神格化，已具有宗教的功能：用封建的道德倫理教化人民、穩定階級社會；用科舉制度、儒書教育，來攏絡地方士紳，分享權力與知識，尤其建立從中央帝王到地方主官祭孔的儀式，奠定了儒教為國家神道，孔丘為教主、聖人的地位。後代「衍聖公」世襲，一直到台灣，我稱之為「國教」與「中華民族」稱為「國族」、漢學稱為「國學」，「三國」使台灣人失去自我認同。
同時，儒教雖沒有「人、神二元世界」觀，非感性的意識型態，但所謂「天人合一」，理想性的、道德性的所謂「天」或「天道」，是統治者獨自擁有的，帝王稱「天子」，代「天」行道。王權至高獨一，天下「大一統」，皆是帝王的土地與臣民，這是儒教宗教功能的擴大，也是中國帝國主義、霸權思想的根源。
儒教二千多年來始終是中國極權政治，霸權思想的基本元素。中國共產黨以反儒起家，以至於建國，他們曾轟轟烈烈的宣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新宗教，終告失敗，不得已又投入「孔老二」的懷抱。而國民黨一向祭孔尊儒，最近在台灣更變本加厲，開民主倒車，則不必論矣。
儒教是一神教，孔子是帝王的守護神，這是帝王創造出來的。另亦有若干所謂「民間儒教」，如善書的流傳。中國本土鬼神的崇拜與信仰是道教，及許多民間信仰，而佛教雖來自印度，譯經不絕，理論性強，獲得士大夫的信仰；道佛都曾進入統治圈中，但毫不影響國家儒教的根基。
道教（包括民間信仰）的庶民性、自主性強於佛教，在中國亂世中，比較敢扮演反抗的角色，如太平道、明教、白蓮教……，因此統治王朝宰制、收編特別厲害，號稱63代的「張天師」還逃到台灣。至於佛（釋）教主張輪迴、涅槃，要忍受世間之苦，麻痺於現實社會，很難挑戰統治權。中古是因經濟問題，損害到王權，才有「滅佛」之舉。
3、三教合一是唐山閩客寺廟神明的性格
儒道釋三教，事實一千多年前已經交流，儒、道浸淫佛理尤多，至約五百年前出現了「三教合一」，尤其在華南。其結構是最高點是國家神道的儒教，其下左右為道、釋二教。統治王朝，分化並控制多神教的道、釋，兩教的組織與教義，根本不可能讓道士、僧侶產生大地域的教主、挑戰王權，中國王權其實兼有神權。孔子與神祇的封號，都是帝王的欽命，異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神權與王權的分權，這也是中國難以民主的主因。台灣道釋的領袖，大多是隨蔣介石來台，全面收編台灣宗教界，是幫助蔣政權穩定改造台灣社會秩序的工具，也是台灣民主、啟蒙運動過程中的阻礙。
明代後葉推動「三一教」的林兆恩（1517-1598）正是與媽祖林默娘同鄉的福建莆田人，是屬於閩南語人，我們不知今台灣人在唐山最早的祖先「閩越（國）」人的原始信仰是什麼？他們是蛇圖騰，屬百越族（客家亦屬之），可料到的是如同台灣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原有自己的祖靈，自然神信仰，一樣而漸漸被同化而消失的。明清時期，唐山閩客地區寺廟神明性格祭拜儀式甚多「三教合一」，特別是道、釋神明在寺廟的合流。
二、台灣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中國情結，難以脫結
1、民間信仰迷失了現代國家的方向
要強調的是隨閩客移民進入台灣的神明，恐半是閩客地域的在地守護神，嚴格說多不屬於傳統的中國正統「道教」「正一道」，而是「民間信仰」。一個獨立的語族有本土特有的宗教信仰：本語族的在地神，則足以培養我族意識，甚至國家意識。但在國家儒教、漢系佛教的浸潤下，在地神的民間信仰，無從獨立發展，也難脫巫術與功利的本色。在地鄉土神大多是唐宋時代當地流傳的人物神或山神，如安溪人供奉當地北宋時僧侶陳昭應為「清水祖師」。惠安人供奉當地的山神「青山王」。如同安人供奉北宋當地的神醫吳夲（音滔），為「大道公」為「保生大帝」……。台灣唐山移民時間晚而短，難以形成舊漢文化的台灣在地神。這並沒有特殊意義，問題是民間信仰有無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內涵，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我們有多面向的觀察，若從純南島民族觀之，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外來征服者帶進來的，一如同血緣的紐西蘭毛利人看外來宗教一樣。若從被統治者的立場看，高聳的中正堂（我視為「宗廟」），與高雄旗津等地的蔣介石廟。待之於不可測的未來歲月，台灣人若無知的供拜，則形同台灣人祭拜台灣原住民的屠夫鄭成功，與閩南人祭拜征服閩南的大屠夫陳元光為「開漳聖王」一樣的絕對的荒謬。若又從「台灣自我認同已絕對多數」來看，以為「民間信仰已獨立於中國」（有學者以為），這是過度樂觀，台灣民間信仰幾乎仍與中國同體，難以切割，中國情結，難以脫結。比較受儒佛化的韓、日，他們並沒有來自中國民間信仰的羈縻，何況嚴重的是台灣很大比率的民間信仰宮廟，是由國民黨與黑道所控制的樁腳。台灣三大或四大（加上惟覺）佛派領袖也多親中、反台，因此，台灣的宗教信仰並未完成主體性的建構。而民間信仰多巫術、迷信，信功利、宿命，講求命理、風水、吉凶擇日，違反科學理性的現代生活；大興廟宇，燒金點香，破壞生態土地的自然環境，完全迷失了朝向現代國家的方向，台灣生活禮儀、節慶越被推向亮麗文創包裝下的寺廟神明靠攏。而內在精神，在馬政府中，恢復讀經後，漸又倒退到滿清三教合一的封建時代的價值。
2、信仰改造是艱巨的大工程
2000年政黨輪替之時，我苦心撰寫，發表一篇〈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比較長的論文，前半陳述當前面對的各種文化困境，後半期待能作為具體的「台灣文化建國大綱」，並轉給新政府的領袖參考，可惜一籌莫展。此文在網站流傳，如〈台灣奶神〉等稱「此生必讀的好文」，我只能孤芳自賞。
其中我提「中國文化情結」與「宗教文化」的二種困境，我批判「狂熱的全民宗教信仰與寺廟的財團化」、「教閥與政商媒體」，我對此的解困之道是促進「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及「歲時禮儀與民俗信仰的改造運動」，我說「這是艱巨的大工程，尤其是宗教及民間信仰……有待宗教革命家出現。」新興宗教出現是必然的，我也期待台灣有理性的台灣主體意識與現代思惟的宗教家出現，如日本的日蓮。
十餘年來，宗教與民間信仰政治化、商業化、巫術化更趨嚴重，成為方便中國國共二黨經營促統的園地，民間信仰的絕大多數神明都來自中國，雖己有台灣本土化傾向，卻仍有「祖神」情結，難以自我覺省，產生如政治認同的台灣意識，而給予中國滲透的可乘之機，淪為中國統戰與政治人物奪取的禁臠。這也是今日台灣人追求民主、生存所必須突破的最後瓶頸。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是不能控制的，而事實我曾「慨歎被主流政治勢力所主宰，是台灣人愚昧無知的宿命文化。」（見拙作〈台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2011年9月）
三、試論脫結中國情結之道
1、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追尋
台灣歷史的主體性，缺乏縱深。住民多元，外來政權，更迭頻仍，未曾過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自古以來沒有共同的祖靈、自然神的信仰或民族英雄的傳承，以色列有猶太教，近鄰日本有神道教，韓國有家神信仰，還創造一個檀君。 不容諱言，台灣除了「基督長老教會」外，幾乎大半宗教、教派對台灣民主、自由奮鬥的歷史是冷感的，甚至對台灣人民日益壯大的獨立運動，也執反對的態度。而動輒出現數十萬人進香、遶境的大宮廟，參與的台灣人信眾，所祈求的是「平安、發財」，有誰會在情境中聯想他的祈求，必須要先確保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才能獲得？
中國是宗教不自由的國家，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歷年都是列入「特別關注國」（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台灣有必要與中國如此密切的宗教交流嗎？而且宮廟神明，都成為中國所謂「祖廟」的「分靈」，大甲媽祖鎮瀾宮2014年6月又組「進香謁祖」團，至莆田，是所謂「回娘家」。台灣的神明都已被統一，而被貶神格，這批人並不知恥辱。更不知自己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主體性。
媽祖與關帝是滿清王朝捧紅的政治神，早期台灣主要是拜上帝公（玄天上帝），這且不表。不料在台灣解嚴後，又恢復了政治功能，尤其近年來，在媒體文創的操作下，進香、遶境，幾乎瘋狂，光是要搶鑽轎腳的一地以數千人計，校長帶學生有之，少年帶阿媽有之。隨時有數萬人的場面，政治人物其誰不動心，這裡成了錢莊、票倉。是黑道與信眾的世界嗎？我看過許多日本街頭的祭典，包括京都「三大祭」，人家展現的是蘊含歷史精神的現代文化。台灣若要做為現代國家，人民要具有「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見拙作〈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2009年4月）的現代性。台灣要回到近百年前蔣渭水批判的「缺乏精神生活，極度迷信」的時代嗎？（見拙作〈現代化與現代性〉，2013年8月）民間信仰是必須改造的，要有政治與教育、文化等全方位思考。訂立宗教法律與管理制度(如人事、財物)，切割政治政黨黑道關係。現在只要是以宗教之名的活動多凌越法律，朝野都不敢管，這都是不應該的。
2、韓國成為準基督教國家的啟示
一個民族要獨立自主，要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與宗教信仰。自古以來中國漢字、儒教文化圈外的許多異語異教的民族，早已被同化為中國之中而不自知。今日隔海的日本，不必去說。韓國最接近中國中原卻能存活下來，是人類史的奇蹟，金大中任總統後曾說：
「在亞洲，我們是戰勝中國幾千年的統治和影響，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國家。……基督教是新的整合力量……沒有基督教，韓國永遠不會民主。」（2000）
金大中是天主教徒，上一任總統金泳三也是基督長老教會，這一段話是正確的。日韓一、二千年來都受儒佛深深影響的國度，尤其李朝與德川幕府都是以儒治國，是保守封建階級禮教的社會，約1450年朝鮮創了母語拼音「諺文」，但無人用，仍用漢文。至19世紀，基督教徒才推廣、教育民眾。並挑戰傳統父權思想如女子可以再婚的新觀念。
1910年日治起至1988年民主開放前，基督教新舊（天主教）教，站在基層群眾與國家民族的立場，扮演了重要角色，1919年3.1反日運動有二千人基督徒被起訴坐牢。尤其韓戰後，反抗威權的軍人專制政府，教會成了民主主流的力量。1980年「光州事件」到1987年「6月民主運動」，基督教徒、學生、勞工的抗爭，終於迫使政府釋放政治犯，舉行公投修憲，直選總統，其實也間接影響了台灣解嚴。韓國民主壯大。基督（包括天主）教人口大增，傳統儒文化式微，1970年已廢漢字（北韓更早廢），形式上言朝鮮半島已非漢字文化圈，進而有民主、自由、科學創新的新思維，1999流傳《如果儒學死亡，國家才有活路》一書。這攸關韓國經濟民主的大幅提升。
2005年韓國國家官網，佛徒22.8%，基督教29.2%（內天主教10.9%），儒教0.2%，不信教46%。泛基督教徒人口已超過信教人口的半數。如今的比率還會更大，二金之後的總統除盧武鉉外，皆是泛基督徒。近年國會近300議員，基天教徒超過三分之二。
「脫儒降佛」，事實比日本更「脫亞」，韓國已是準基督教國家，是民主「脫中」與學生運動之路，值得台灣學習。但台灣被民間信仰綑綁，基督教徒成長有限。看到太陽花學運，讓我覺得，台灣青年已漸離中國情結，尤其是全民多知中國始終是台灣頭頂上的烏雲，台灣人一定要撥雲，才能見到太陽。
3、「台灣神」信仰的誕生
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追尋，具體的說，要追尋的是台灣人自己的典範信仰。我在2000年論述〈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一文中，有「先賢事蹟及典範的樹立」，主張要「立碑立像，事蹟編入教科書」、「列紀念日」，我並未提議立祠供奉，更沒想到要造神祭拜。主要是因我是「無教者」，我尊重信仰與神明，但我內心世界只有自然，沒有鬼神。但我認識宗教信仰的力量與功能。在東方三教的多神社會，「無教者」是眾多的，尤其知識份子，我受先父影響，他是工人，卻是「文協」的會員，我也受羅素的影響。
早在1990年5月韓國「光州十周年紀念會」，我正在大邱講學，專程前往，首次目睹十萬人的集會，並到被屠殺人民與民運犧牲者墓地「望月洞」憑弔，寫不少文章發表。返台後向若干本土的大老建議設置一處可以遊覽、紀念的林木扶疏之「民主墓園」，即使是衣冠塜，亦可以成為匯集台灣精神價值的聖地，如「望月洞」為韓國民主的標誌一般。2011年底黃昭堂主席逝世，我寫〈台灣精神的典範─黃昭堂主席的典範傳承〉懷思，在〈附語〉中還說民主墓園之事。
我當時居然不知道楊緒東醫師的「台灣聖山」生態園區快要完成，用以供奉我已知的「台灣神」。這是台灣精神信仰的新頁，為台灣犧牲、奉獻的典範立神，創立本土的信仰運動，這是我倡言台灣主體性思想，形塑典範逾二十年來的驚喜，楊醫師是思想的實踐者，論述沒有實踐，終成泡影。「台灣神」，我的理解，尚不是新宗教，他們是台灣土地上的神明、自然守護者，但不是造物者，應也沒有神密的靈力，接近自然主義者莊子所說的「神」、「神明」或「神人」，都指精神、意志的力量。是一種神聖的價值，具有現代性的理性精神。其實供奉孔子牌位，也是同樣的意義，只是屬於封建社會的信仰。台灣神希能成為我上文所說的台灣人共同的祖靈、自然神信仰、民族英雄傳承。進而能成為神聖的全民信仰與民族精神。惟面對現實，尚是遙遠的期待。
結語
從較詳盡的論述漫長歷史的中國情結因素的積累，再要馬上尋求脫結之道，談何容易。現全文要作結，是追根究柢希望來了解台灣性格的底蘊。
當然台灣人的性格，影響命運，甚至長久的未來，性格有隨社會的變遷，而演化轉變，但也有先天的集體基因吧！常言道：「台灣人三好加一好，四（死）好」，最令人詬病的是所謂「奴隸性」，最近施並錫教授出版《圖繪沒力島傳說》，就是嚴厲的指責台灣人的種種劣根性，我看很大的因素是來自「台灣人中國化的宗教信仰」內化的性格。其中最嚴重的是道教與民間信仰這一塊，我陳述三點：
一、宿命主義：我的〈台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2011年9月）認為台灣人長期缺乏公民參與的理念與經驗，不知關注公共事務，捍衛社會公義。聽天由命，「一枝草，一點露」，當喪失了利益與幸福，那是由於天註定，甘願承受。讓信仰來麻醉自己的命運。
二、功利心態：寺廟的功利思想，百年前就有人批判。台灣人春節，忙於奔走寺廟，日日各地總有在作醮、進香的商業觀光的活動，台灣已是「拜拜神國」，用金錢乞福謝恩，用供品、金香購買平安發財，是功利的交易行為；自我的利益，成為終極的關懷。
三、靈驗崇拜：民間信仰神明在民間流傳著許多神異靈驗的崇拜，這是鬼神崇拜的本色，但社會進步，科學、理性的昇華，台灣社會並未減低迷信的神秘主義流風。由巫術至宗教至科學，是普世的理論。台灣猶諸多停留巫術階段，令人慨歎。電視充斥著命理、風水、靈異節目，這是歐美日韓少有的現象。
我們肯定宗教信仰的正面功能，讓心靈安頓、肉身解脫。然而若要建立台灣宗教信仰的主體性與現代性，必須逐漸消除或改造「內化的中國宗教信仰性格」。
2014年6月15日夜二度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