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知識人的宗教與普世關懷（上篇：黃彰輝）
蔡榮芳
一、導論
本文是一場講座講稿的增修，分成幾個部分請《台灣放送》分期刊登。2023年7月16日，玉山社、前衛出版社與濟南教會，聯合主辦講座《台灣知識人的宗教與普世關懷：從黃彰輝與林攀龍談起》，在臺北濟南教會舉行。楊佩穎小姐主持節目。首先請玉山社魏淑貞總編輯與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相續致詞。然後本人演講。之後，請黃春生牧師與周婉窈教授分別發表評論。
這場講座乃是本人兩本新書的發表會：《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玉山社，2020年出版；2021年巫永福文化評論獎）；以及《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 》（前衛出版社，2023年）。非常感謝講座當天許多女士與先生踴躍蒞臨參與。
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不會説台灣本土母語 （包括福佬、客家、與原住民各族群的語言），只會説外來的北京話當做「國語」；只知道中國歷史，不知道台灣也有歷史。他/她們對母語文化很生疏，對台灣鄉土重要歷史人物與事務不熟悉。
然而，本土語言文化與歷史對個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觀念，至關重要。
台灣複雜的殖民統治歷史以及政治處境的變化，令台灣人的身份，屢次被扭曲變更。
1970年黃彰輝在普林斯敦神學院演講，以《新約 路加福音》裏的一個故事，來比喻自己多種身份認同的苦悶：
耶穌到了格拉森，遇到一個被鬼附身的人。耶穌問他說：「你名字叫什麽？」他回答説： 「我名字叫群」（“My name is Legion.”）。這是因爲一群鬼附著在他身上，讓他自我的身份消失殆盡。後來耶穌把鬼群驅離，治好他的病，讓他得以脫離非人的桎梏，恢復成具有尊嚴的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珍惜的價值。
1895年日清戰爭結束後，被日本殖民政權的鬼附身的台灣人，認爲自己是 「日本人」。到了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被中國國民黨殖民政權的鬼附身的台灣人，則認爲自己是 「中國人」。
對此，黃彰輝深不以爲然，他强調：必須從本土母語文化及歷史教育著手，加上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政治抗爭，來驅離外來殖民政權的鬼，讓台灣人恢復成具有尊嚴的自由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珍惜的價值。
那麽，誰是黃彰輝？
你隨時跑到台北街上問路人，一百人當中，我猜想只有一、兩個人知道他是誰。
黃彰輝是台灣出身、聞名世界、傑出的神學家與教育家，在上世紀1950年代到1980年代，對台灣社會以及普世基督教會，做出重要的貢獻。他的一生，橫跨兩個外來的殖民統治時代，見證日本人以及中國人統治下台灣重大的歷史變遷與延續。
拙著《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全書438頁），探討三個面向：第一，黃彰輝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如何形成？這可從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接受教育、留學東京與劍橋，以及生活經驗中，加以探討。第二、黃彰輝如何以行動實踐他的思想與理念。他從事宗教、教育、政治活動，重建、强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本土母語文化，參與創立東海大學，領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第三，緬懷黃彰輝對台灣宗教、教育與政治方面，以及對世界基督教神學教育方面的貢獻。
李登輝前總統，在〈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一文，稱贊他「要求我們去做一個友愛、有道德使命，並愛護真理的人」。 張瑞雄牧師尊稱黃彰輝是「台灣人的先覺」；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許多本土人士敬仰他。宋泉盛博士尊稱他是「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而筆者則强調：黃彰輝是 「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這裏刊登在《台灣放送》這篇論文，篇幅有限，只能簡單介紹黃彰輝的生平經歷，特別是他如何維護台灣母語文化，以及如何實踐他的「政治神學」理念。
擔任神職的牧師，熱衷政治運動，這個現象值得重視。
美國的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德國的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南非的Desmond Tutu（1931-2021），以及台灣的黃彰輝（1914-1988），都是熱衷政治運動的神學家。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到底宗教與政治有何關聯？歷史上主要基督教神學家如何看待神聖（Holy） 與世俗 （Secular） 之關係？政治活動，有何基督教教義的依據？這篇論文將於第四節稍加探討分析。
在第二小節，我們先簡單介紹黃彰輝的生平與經歷。
二、黃彰輝（1914-1988）生平經歷簡介
日治時代，大正二年（1914年），黃彰輝出生於彰化 基督長老教會二代牧師家庭（後來他成爲第三代牧師）。雖然單一神教的基督教，跟大多數台灣民衆拜祖宗、信奉多神教，大不相同，但是黃家仍然是一個淳樸的台灣人傳統家庭。親戚、朋友、鄰居之間，講究輩分與人情義理，即使對陌生的年長者，也得尊稱 「阿伯」、「阿叔」 和 「阿姨」。黃彰輝晚年撰寫回憶錄，有許多有趣的描述，譬如他回顧：「黃信期長老的五個女兒都很隨和，當中兩個跟我大約同齡，不過我必須尊稱她們 ‘阿姨’，因爲她們的父親跟我的阿公同輩分。」
黃彰輝回憶孩童時代：就讀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父親黃俟命牧師是漢文老師、而且是個好老師，從小在家教兒子漢文，父子每天享樂教習漢文，令彰輝奠定堅實的漢文基礎。
1927年（昭和2年），彰輝考入長老教會中學（今長榮中學 ）。在校期間，因成績優異，得於1930年前往日本，插班進入東京青山學院附屬中學校。當時他看到 「内地」 的一般日本人、特別是鄉下的日本人，是那麽親切有禮貌，但是來到台灣的日本人則是蠻橫傲慢，令他深感殖民主義扭曲人性、違背人道。
1931年彰輝通過非常嚴格的入學考試，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在校的三年，他很用功，選修德語，也精讀John Stuart Mill的英文名著On Liberty。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林茂生教授（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是彰輝中學時代與高等學校時代最景仰的先輩偶像，他時常登門拜訪向林教授請益。
1934年彰輝順利考入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哲學。入學前，曾拜訪林茂生博士，受其鼓勵。在校三年間，彰輝研讀東西洋哲學、政治與宗教諸多先賢的著作，深受其影響，特別是St. Augustine, Blaise Pascal, Kierkegaard, David Hume, John Stuart Mill, Rousseau, Nietzsche，波多野精一、三木 清、矢内原忠雄、賀川豊彦等等。1935年12月東京帝大基督教青年會《會報》登載彰輝的一篇論文〈不安的倫理性〉引述St. Augustine, Blaise Pascal與 Martin Heidegger 的論説。彰輝東京帝大的畢業論文則是論述奧古斯丁的神學。（拙書《從宗教到政治》第三章，pp. 88-126，詳細論述上列多位東西洋學者的思想，以及他們對彰輝的影響。）
1937年九月，彰輝前往英國留學，先在Overdale College, Birmingham一年，進修英語、希伯來文（Hebrew，舊約聖經的原文），以及新約希臘文（New Testament Greek）。然後於1938年，進入劍橋西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 Cambridge）。這是英國長老教會培養牧職人員的神學院。在校學生大多是大學畢業後，前來進修神學的研究生。
Boris Anderson（安慕理）從牛津大學畢業後，也來劍橋，成爲彰輝的同學。Boris回憶說：時常看到彰輝手不釋卷在讀書；彰輝人緣好，結識多位終生的朋友。「打乒乓球，沒人贏過他；談論哲學，很少人是他的對手；他廣泛地閲讀，特別是，他對齊克果 （Soren Kierkegaard）、布魯納（Emil Brunner）與巴特（Karl Barth）等人之學説，有深入的瞭解。」
1941年，彰輝從劍橋西敏斯德神學院畢業，當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亞交通斷絕，於是滯留英國。1943年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亞非學院聘請他當特別講師，教授日本語言文化。彰輝非常敬業，利用亞非學院豐富的藏書，認真教書，包括講授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菊池寛（Kikuchi Kan）等作家的作品 。
根據一位敬仰黃彰輝的台大教授說：黃彰輝在倫敦大學教過的學生，有一位後來成爲著名的日本文化學者──Ronald Dore教授。Dore 曾經應邀來台大客座，某日他跟同事餐敘中，提到黃彰輝（Shoki Coe）是他倫敦大學時的老師，Dore 非常驚訝當場有幾位台大人文學科教授，竟然不知道這一位著名的學者神學教育家黃彰輝！長期間KMT/ROC 黨國體制教育的結果，連台大幾位文科教授都不知道台灣歷史名人。
話説回到青年時代的黃彰輝。他在倫敦大學教書期間，順利追求女友，贏得一位英國姑娘的芳心，兩人結婚生育子女。
二次大戰前後黃彰輝居留英國十年，戰後歐亞交通恢復緩慢，他一直等到1947年才買到船票，乘坐載運士兵的運輸船、抵達香港，然後轉乘另一船隻，終於囘到台灣。他的英籍夫人以及混血兒小孩，到處吸引人們好奇的眼光。因爲當時東方人與白種女人結婚，非常稀罕。
1947年就是二二八事變，1949年台灣戒嚴進入 「白色恐怖」 時代。黃彰輝起初在長榮中學教英語和聖經。當時他的學生蘇進安（後來成爲長榮中學校長）回憶道：黃牧師 「教學生認識聖經的教訓，並向學生傳播民主意識的思想。……［也教］不即不離的人生哲學思想。……」
當年黃牧師的另一學生盧主義，後來在1950年代留學美國，開始從事台獨活動，結合幾位優秀的台灣留學生，包括陳以德、楊東傑、林榮勳與林錫湖，於1956年元旦成立「Formosans’ Free Formosa（三 F）」組織，宣揚「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們招募其他台灣留學生加入，包括盧建和與楊基焜（台灣名人楊肇嘉之子）等人。
1960年代我在美國馬里蘭州台灣同鄉聚會中，幸會陳以德與楊基焜兩位先輩同學，覺得兩位都很平實、「古意」、溫文、優秀，令人敬佩 。後來，1990年代在一次亞洲學會年會中，陳以德教授和我在同一個panel（節目），宣讀各自研究的文章；節目評論者是一位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他說我們兩人對現代台灣情勢的論述，基本上不謀而合。
話説再回到國民黨政府 「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1949 年台南神學院院長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因病請辭 ，推薦黃彰輝接任，經過長老教會的同意，黃彰輝牧師成爲第一位台灣人擔任神學院院長 。他主持台南神學院共計十六年（1949-1965）期間，大興土木修建校舍、改革教學課程，强化南神，使之成爲東南亞地區最優秀的基督教神學院。
黃彰輝院長戴眼鏡，抽烟斗（pipe），一副學者和英國紳士模樣；他能言善道，談論哲學、神學與政治，口若懸河，儼然一流的神學教育家。
1952年初，美國 「在華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聯董會）請托Dr. Charles T. Leber 來台南神學院拜會黃彰輝院長，商討為台灣人創立一所崇尚自由人文主義 （liberal humanism）的基督教大學。黃彰輝院長喜出望外，熱切表示歡迎，但他同時坦誠說出内心憂慮，深怕大學將被來自中國的專制國民黨統治者掌控。兩人商討結果決定：由聯董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當作大學的 Co-founders （共同創立者）。1955年東海大學終於創立，黃彰輝擔任大學董事共計十年（1955-1965）。
在軍事戒嚴白色恐怖時代，創設崇尚自由人文主義 的大學，談何容易？雖然初期的東海大學享有稍許教學自由（相較於其他院校），但是黃彰輝的憂慮 不幸而言中，中國國民黨統治者在大學擁有强大的影響力。
1965年，黃彰輝卸任台南神院長職位，應邀前往英國倫敦，擔任普世基督教會協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神學教育基金會主任。（當時，副主任是後來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主教Bishop Tutu）。有四位副主任協助他，分配資源到世界各地，培養基督教神學教育人才。
一直到1979年，黃彰輝牧師主持WCC神學教育基金會共計十四年，每年奔跑亞洲及世界各地；在推動神學教育的同時，他利用機會到處宣傳、在外來的中國國民黨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困境。
這是黃彰輝牧師獨特的工作模式──從事宗教活動、神學教育之同時，他乘機進行政治運動。
早在台南神學院長任内，黃彰輝曾於1953年出席瑞士日内瓦WCC委員會國際宗教會議上，最早説出 「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聲。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發表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在黃彰輝院長主持下，台南神學院拒絕接受國民黨政府以「國語」教學的規定，堅持以台灣母語教學，維護本土母語文化。
之後，1970年代黃彰輝牧師在海外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宣稱台灣的命運只有台灣人能決定，反對中國國民黨蔣介石獨裁政權。
下一節，我們先來討論黃彰輝牧師如何捍衛台灣本土母語文化。
三、黃彰輝捍衛本土母語文化
青年時代黃彰輝一件事，令他終生難忘，對他影響重大。
「嘸甘願」事件
昭和12年（1937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彰輝乘坐輪船要回台灣。他在甲板上漫步，突然意外遇見剛從日本「修業旅行」囘台途中的弟弟黃明輝。臺中一中的「修業旅行」由日本教官帶隊。兩兄弟已分離三、四年，久違的兄弟突然相逢，非常高興，就很自然地用台灣母語大聲交談起來，但是被日本教官聽到。外來殖民政權嚴禁台灣學生講母語。弟弟被教官叫去懲罰。
彰輝快步回到自己船房、穿上日式「盛裝」、戴上大學「角帽」，準備去跟教官較量理論。但是，當他進入教官船房、不忍看到弟弟被罰跪且驚恐萬狀，彰輝瞬間改變想法，向教官行日式叩頭下跪禮、道歉說，「都是我的錯，兄弟久違，突然相逢，才不意脫口說母語」。
台灣人講台灣話就被懲罰，還必需認錯道歉，多麽丟臉！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事後，彰輝越想越氣。這一「嘸甘願」事件，令他畢生難忘，影響他後來成爲牧師與教育家之後，堅持用母語傳道、用母語教學。他强調母語文化對個人尊嚴與自我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有自由的基本人權、用母語説話， 做有尊嚴的人！做有尊嚴的台灣人！
1945年8月美國轟炸機在長崎與廣島投下兩顆原子彈，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日本在台統治。台灣民衆歡欣鼓舞，慶祝台灣 「光復」， 回到「祖國」懷抱。哪裏知道來自中國的國民黨殖民政權，比日本統治者更殘暴。1947年二二八事變、大屠殺、軍事戒嚴持續三十八年（1949-1987）、白色恐怖，打壓台灣本土母語文化更嚴厲。
白色恐怖時代，畢業典禮，用台灣母語朗誦祝詞（Benediction）
我只見過一次黃彰輝牧師，而且是遠遠地見過，但印象深刻。那是六十四年前，1959年6月22日東海大學第一届畢業典禮的會場。黃彰輝牧師是東海大學創校董事會的董事（當了十年的董事，1955-1965年）。畢業典禮當日，在主席臺上，彰輝牧師坐在聯合董事會秘書長Dr. William Fenn的旁邊。我們畢業生坐在臺下，我遠遠看到彰輝牧師。
畢業典禮，吳德耀校長主持，中外貴賓，都用「中國的國語」和英語致詞，只有黃彰輝牧師最後用台灣話母語，大聲朗誦祝福（benediction），雖然祝詞簡短，意義重大。
那是國民黨政府「黨國教育」，獨尊北京話做「國語」、打壓台灣人母語文化的時代。漫長的軍事戒嚴、白色恐怖時代，政府、學校和媒體，每日對人民洗腦，政治宣傳，製造氣氛，令人認爲講台灣母語、唱鄉土歌曲，就是「台巴子」、「低俗下流」，唯有講中國捲舌頭的北京話當 「國語」， 才是 「高雅」。
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獨立自由辦校，提倡台灣母語
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者來台灣，推行日語當做 「國語」，打壓台灣人的母語，林茂生博士深不以爲然。他的女兒林詠梅（東海大學第一届同學）回憶說，小時候爸爸禁止兒女在家裏講日本 「國語」，一定要講母語台灣話。林茂生博士是黃彰輝學生時代敬仰的偶像。
戰後，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再殖民，推行中國話做 「國語」，打壓台灣人的母語。台南神學院黃彰輝院長堅持用台灣母語教學，而不是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的「國語 」教學。結果，神學院不能獲得教育部的認可 「立案」，神學院學生不能像其他大學生那樣暫緩軍事服務。
黃彰輝院長寧可不要國民政府的認可，因爲他不能接受 「立案」的四條件：一、用 「國語」教學；二、受國民黨政治干預，設置軍事教官、軍訓課、政治周會、每日升國旗；三、設置特務 「安全室」監視師生; 四、干預學生的招收，要求廢棄教會的小會推薦，編入黨政舉辦的 「聯合招生」。
總之，黃彰輝院長堅持獨立自由辦校。他提倡台灣母語（福佬話），維持台南神學院以台語與英語教學的傳統。南神至今儼然是台灣本土母語文化的堡壘。這在母語快速流失的台灣，是非常可貴的貢獻。
爲什麽母語那麽重要？
外來的殖民統治者，最忌諱被統治的台灣人民有自己的語言，來獨立思考、判斷是非。所以，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殖民統治者，相續打壓台灣人的母語。
人用語言來思考，來表達思想和感情。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文法、音韻、和智慧；都有它獨特的用語，含有獨特細膩的情感、思維、價值、和世界觀，不是其他語言所能取代。翻譯成其他語言，不可能完全精準。許多細膩的情感只能用音韻（Cadence）來意會，不能用文字來傳達。這就是每一種語言之所以獨特奧妙之所在。 譬如，台灣本土的福佬話 「布袋戲」或是「歌仔戲」，假使用中國的 「國語」來演戲，那麽就變了調，完全失去本土的情調！ 不懂母語的少年人，就無法分享爸爸媽媽、阿公阿媽的心思、感覺、和樂趣。這是世代之間，感情疏離隔閡，以及文化傳承斷裂的一例。
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六千種語言，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必須珍惜保護。語言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且含有思想和感情，而思想和感情，來自同一族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每一族群以其母語來傳承其歷史文化。母語的消失，即是該族群歷史文化記憶之消逝，失去記憶的族群，就失去了靈魂，該族群就名存實亡。
黃彰輝牧師認為，母語文化對每一個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非常重要：「一個人的母語，是他所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用母語是每一個人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彰輝牧師說：「失去母語的人，就失去自尊」。台灣人不會説台灣的母語 ，即是忘掉了自己生命和身份的根源。
黃牧師晚年寫回憶錄，還念念不忘東京帝大學生時代，常常去東京台灣人的教會做禮拜，他説：「用自己的母語禱告、上帝比較會細心聆聽！」因爲用母語比較會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心意。
維護母語文化的精神，有待新世代台灣人來傳承
上世紀林茂生博士與黃彰輝牧師維護台灣母語文化的精神，有待新世代的台灣人來傳承。
為了鼓勵新世代台灣人宣揚台灣主體性，推行台灣文化的公共倡議，以鞏固台灣的民主自由，莊萬壽教授捐出退休金臺幣一百萬元給台灣教授協會，成立「新世代台灣精神獎」，每年選出得獎者，表彰對台灣主體性有貢獻的新世代青年，以傳承台灣精神。
第三届「新世代台灣精神獎」頒獎典禮，2023年8月26日在台北市濟南教會舉行。莊萬壽教授出席發表台灣精神論述，鄭欽仁教授演講〈台灣國民主義與「存在論的國家安全保障」〉。隨後，兩位得獎人黃帝穎律師與蔡安理教授，以流利的台語發表得獎感言。贏得聽衆熱烈的鼓掌喝彩。
蔡安理教授特別談到台語文化被低俗化的問題：許多人認爲，受過教育有知識的人都講 「國語」，講台語的人是不識字、低水準的鄉下人、「草地人」。
這一點，請容許我述説個人經驗：幾十年來，每次從海外回台，無論在任何場所（包括在學校和政府機關），我一概用台語跟人交談 （但是跟「外省人」，我就講中國話以示尊重對方的語言）。某日我在高雄火車站排隊買車票，排在我後面一位活潑開朗的小姐聽我用台語跟人交談，她以好奇驚訝的眼光、贊賞的語調、對我說：「阿伯，你一個人來到這裏喔！你真厲害呢！ 」
被年輕小姐贊賞「我這個 鄉下人 一個人來到高雄這個大都市，真厲害！」，我一邊高興，一邊覺得有趣，所以對她說一聲：「多謝！」
我心想，多年來參訪過世界幾十個國家，這次囘來台灣到高雄，被稱贊，總是值得高興。其實，我本來就是雲林北港鄉下的 「草地人」，我是個孤單、瘦小、高齡、講台語的老人，其貌不揚，相貌 「低俗」，這樣認知，也剛好而已！不過，我認識幾個字，也會寫幾個字，並不完全是不識字、未受教育、「講台語的草地人」。
蔡安理教授的得獎感言簡短有力，包括這幾句，大意是：「你説台語不能用來教書，我就用台語教書給你看！你説台語不能表達自然科學詞語，我就用台語表達給你看！……」
蔡安理教授在師範大學用台語教天文科學。楊維哲教授曾在台灣大學用台語教數學。周婉窈教授多年來在台灣大學用台語教歷史，教出許多學生講流利的台語、並且精通台灣歷史。另外，李筱峰教授和戴寳村教授曾在電視上用台語講解台灣歷史。相信還有其他老師努力推廣本土母語文化。他/她 們是極少數用台語教學的台灣人老師和大學教授。他/她們在講堂上用台語教育學子歷史、語言、地理、天文、數學，同時努力保護台灣語言，推廣台灣文化，這就是鄭欽仁教授與莊萬壽教授所倡導 「台灣主體性史觀」、「台灣精神」的實踐。
政府官員，請反省！大學教授，請加油！
目前台灣中小學的母語課程，每周（不是每天）僅僅一節課，只是 「意思意思」 的形式主義，根本沒人重視。小朋友下課回家，還是講 「國語」、爸爸媽媽也講 「國語」，每天打開電視就看到政府大小官員都在講「國語」。中國「國語」盛行，台灣本土語言被忽視、被輕視、被賤視。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裏，中小學教母語的老師們默默地工作；雖然每周僅僅一節課，他/她認真熱心教書上課。他/她們就是將來台灣文藝復興的骨幹。感謝他/她們的奉獻。讓我們為他/她們大聲說 「讚！」
重點是：台灣本土語言既是台灣文化的載體，也可成爲抵抗中國政治統戰及文化入侵的路障。語言有潛移默化影響思維與人心的微妙威力。
但是，這七、八年來，總統與民進黨政府官員，甚少講母語，每天上電視，經常講中國話當「國語」。設想，假使全國官員時常講本土語言，那是推廣母語最好、最有效的辦法，因爲許多年輕人把官員權貴當作學習的模範偶像。
很可惜，「維持現狀」的總統與高層官員缺乏理念，缺乏理想、無心推行語言教育的「轉型正義」，不瞭解語言有影響思維與人心的微妙威力。她/他們經常上電視、開口閉口講中國的 「國語」，於是上行下效，加速台灣本土語言流失；促使中國國語盛行，再配合「中國史觀」教育──這樣正好替中國政治統戰及文化入侵，鋪好一條順暢的道路。
不僅母語教育，其他許多方面的「轉型正義」同樣 淪爲形式、只是選舉的政治口號。這七、八年 執政黨在立法院占有過半席次，是大好機會，由國會立法，「轉型正義」本來大有可爲，但這非常難得的機會 卻被粗率地抛棄。這是七、八年來 ，「維持現狀」的總統及府院高層最大的過錯 （歷史會記住！！）──導致今日全國上下士氣低迷，「冷吱吱」，昔日選前 「牽手護台灣」的熱情，消失無蹤。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掌握大權的政府是人民的公僕，嚴格監督掌權者是國民的權責。
寄望民進黨新領導人，記取教訓，振作起來，傾聽民意、深切反省、重新鼓起當初貴黨創黨精神、實踐獨立建國的理念，再度激起人民的熱情，守衛國家主權，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台灣價值及普世價值。
感謝極少數用台語教學的台灣人大學教授和老師們為保護台語、推廣台語文化而打拼。同時，讓我們鼓勵其他台灣人教授們，説聲：「大學教授，請加油！台灣的未來，在您們的手上！」
回顧歷史，上世紀，在外來殖民政權統治下，林茂生博士與黃彰輝牧師堅持維護本土母語文化的精神，令人感動；他們的遠見，令人敬佩！
黃彰輝牧師維護本土母語文化的同時，熱衷政治運動。蓋宗教信仰、本土文化，與政治活動，互相關聯，緊緊相扣。下一節，我們要來討論黃彰輝牧師 「政治神學」的實踐。
四、黃彰輝政治神學的實踐
這裏先講個小故事，述説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 「光復」 、「回到祖國懷抱」之後，台灣人的悲哀。政治權力完全被外省人壟斷；「那些沾上一點邊的 ‘半山’（1945年之前，曾在中國大陸活動的台灣人），也只是個點綴的政治花瓶而已」。
譬如，1948年謝東閔先生擔任教育廳副廳長，只是個閑差事，上班時，「只是喝茶聊天而已，他連屬下的科長都管不了，只管一個替他倒茶的女工友」。他自己戲稱副廳長室是茶室，不僅如此，「茶室」還被擺在樓梯下。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權力完全被外省人壟斷下，台灣人的悲哀，甚至失去做人的尊嚴。（見《朱昭陽回憶錄》，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155-157）
1970年代，黃彰輝牧師在海外，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宣稱「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前途只有台灣人民可以決定」。自決運動配合彰輝牧師的學生（高俊明牧師等人）在國内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的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政府。（詳見拙書《從宗教到政治》，頁347-388）
黃彰輝牧師 熱衷政治運動
擔任神職的牧師，熱衷政治運動，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到底宗教與政治有何關聯？歷史上主要基督教神學家如何看待神聖（Holy）與世俗（Secular）之關係？政治活動，有何基督教教義的依據？
《聖經》不是說，「凱撒的務（事務）、歸凱撒；上帝的務（事務）、歸上帝」嗎？（Render to Caesar, what is Caesar’s, and to God what is God’s）。 意思是説，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兩者不相干。還有，《聖經》說：「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要愛你的仇敵，為那迫害你們的人們禱告」。
如此容忍和寬恕的《聖經》字句，確實表現超越凡塵、崇高的宗教理念與情操。但是，應該如何適當運用於凡俗的人間，就要看時空環境而定。這可説是「情境倫理」（situational ethics）。
黃彰輝牧師說，就是因爲我是牧師，所以我 必須關心政治，投入政治運動，試圖為世間爭取公平正義。
彰輝牧師强調：神學必須根基於「在地的特定情境」（境況、處境）（local context and circumstances）。如果抽離時空環境，罔顧歷史背景和當地情境（local context）、隨便引用容忍寬恕的《聖經》字句（text），那麽可能就是默許、包容現實世界裏、强者霸凌弱者、沒是非、沒公理的政治邪惡。這就違背基督教追求公義的基本精神。「耶和華指望的是公平、是公義」；「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彰輝牧師的神學思想，可以説是「情境化（處境化）神學」（Contextualized Theology）。他最出名的一句話：福音文本（gospel text）需要情境化（contextualize）；同時，文化處境也需要福音化（gospelize）。
宗教信仰，並不是真空地存在，而是存在於特定政治文化情況當中，這也是存在主義神學大師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的主張。宗教與政治文化，息息相關。
事實上，許多基督教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直强調基督教同時是 「超世」的，也是 「入世」的宗教。
基督教聖賢 關注世俗政治
從一開始，耶穌（Jesus, c. 6 to 4 BCE–AD 30 or 33）就是宗教和政治的自由鬥士。學術研究揭露，歷史上真正的耶穌，是一位反抗羅馬帝國統治的猶太民族主義者、反抗權貴的政治革命家，和充滿魅力的傳道者。所以，基督教傳統强調，耶穌基督為弱勢者與受壓迫者伸張正義，爲人類贖罪。「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耶穌降臨到人世之間的救世使命，不只要拯救人的 「靈魂」，也關懷人的 「肉體」處境；「神聖」（holy）與 「世俗」（secular）的領域不可 任意分割。
聖徒保羅（St. Paul, c. AD 5–c. 64/65）在强調 「來生」和拯救心靈的同時，也兼顧今世今生；他肯定世俗社會的現實存在和價值，期望衆人在世上過著美好的生活。然而，爲了保護當時軟弱幼小的教會，保羅對强暴的羅馬權威妥協，告誡基督徒無論如何要絕對服從掌權者。不幸地，這句話於是被後來的暴君用來合理化獨裁政權。
神學泰斗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非常關心政治。他奉勸統治者，要以公義治國，敬愛上帝，寬待人民。他說：「公義是美德，即是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使每一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事務與權利」。
特別重要的是，奧古斯丁還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名言：「罔顧正義（without justice），那麽所謂王國（kingdoms）不就是大型的犯罪集團？」 （“In the absence of justice, what are kingdoms but gangs of criminals.”。也就是説：如果政府專制獨裁、不顧公義、爲非作歹，那麽這個所謂「政府」 ，只不過是一個大規模的罪犯幫派組織！！）（City of God）。 奧古斯丁對黃彰輝造成重大的影響。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論文，就是寫有關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
13世紀經院學派（Scholasticism）大師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著Summa Theologica）詮釋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政治學說。他肯定個人參與政治社會活動，以發展自我，造益社會；執政者必須促進公共福利，維護公義社會，使每一個公民的身心得以充分健康發展。
人文主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撰寫《王國論》（De Monarchia），强調權力來自上帝，而權力的基礎是法律，法律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而設立；國王與政府是人民的公僕。但丁在另一名著《神曲》（Divine Comedy）裏，寫道：「地獄最熱的地方，是留給道德出現危機時，佯裝保持中立的人。」（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in times of moral crisis.”）
黃彰輝的政治神學，也受到多位現代學者與神學家重大的影響。篇幅有限，這裏只能述説一、二個故事來闡明：
熱衷政治運動的神學大師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尼布爾是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授，1920年代到1970年代非常著名的神學大師與社會活動家。他提倡 “Christian realism”，即「基督教現實主義」。在1932年出版的名著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道德的人 與不道德的社會》），他指出：道德的個人，有時候會做出利他主義的仁慈行動。但是，集體的團體社會，並不被愛與理性的訴求感動。假如不是被迫，美國白人社會不會答應給黑人平等的權利。不道德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會自動放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教徒與教會，應該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尼布爾教授，熱衷於維護弱勢者的政治活動。他認爲要對抗美國不道德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與黑人不可能用暴力革命獲得公平正義，只能訴諸甘地式的非暴力和平抗爭，來爭取權益。
1954年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曾經來紐約協和神學院，跟尼布爾教授有個愉快的會晤，討論國際情勢與台灣處境。（詳見拙書《從宗教到政治》，頁207-209）。
另一位宗教家潘霍華 也非常著名。他與尼布爾會晤的故事，啓發我們思考宗教與政治如何互相關聯。
尼布爾會晤潘霍華：一個啓發性的故事
1930年二十四歲傑出的青年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是柏林大學神學博士；他來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起初，他認爲該學院的神學課堂程度淺薄；年輕的同學們 「陶醉於自由與人道主義的詞句中」，他們最愛的消遣是，嘲笑保守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他認爲同學們對神學缺乏基本的認識。譬如，在討論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否定 「自由意志」的論述時， 他們居然以爲滑稽而大笑；他們認定路德是過時的、犯神經焦慮症的僧侶。對此，潘霍華感到非常失望。然而，協和神學院的教授則引起他的興趣，特別是精力旺盛的尼布爾教授。不過，他對尼布爾也有意見。
潘霍華選修尼布爾教授的課，以基督教的倫理原則，檢視當代事務。尼布爾的教學方式，專注政治思考。對此，潘霍華感到非常困惑──在神學課堂上，「這個人似乎都在談論除了神以外的一切事物！」 有一天，在一場熱烈的討論課之後，潘霍華再也按捺不住心裏的納悶，他激憤地趨前去質問尼布爾教授：「到底這裏是神學院？還是政治學院？」
尼布爾教授也同樣對這位來自柏林的年輕神學家感到迷惑：這個年輕人好像認爲，神學跟如何處世的倫理、社會、政治問題毫不相關。尼布爾尖厲地批評潘霍華對「神的恩典」（divine grace）的想法 太過於超越人生經驗，勸告他要朝著人間的現實去思考神學：「你把恩典看得那麽超然，我不懂你要如何解釋它具有任何倫理的意義。服從上帝旨意 可説是宗教的經驗，但是要使它成爲倫理的經驗，就必須採取具有社會價值的行動，沒有社會倫理内容的宗教教義，是怠惰的、無生命的。」
經過這樣的提醒，年輕的潘霍華恍然大悟，激起强烈的社會政治意識。回到德國之後，他在1930年代，成爲德國「告白教會」（Confessing Church）最有名的領導人物。
神學家反抗暴政：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
所謂Confessing Church是1934年5月，當大多數德國基督徒都支持希特勒 （Hitler）的納粹政權的時候，偉大的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召集139名神學家，在巴門（Barmen）召開會議，發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反對教會附屬於世俗政權之下，宣稱納粹黨組織下的「德意志基督教」（Deutsche Christen) 是異端（heresy）（因它將信仰的對象由上帝轉向國族主義與希特勒）。巴門會議宣告成立德國「告白教會」（Confessing Church）。
四十年後的1974年，「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席黃彰輝牧師，傳承巴特的抗暴精神，召集一百多位海外台灣同志，來到德國巴門，向世界發表宣言，反抗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暴政。
巴特是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世界的巨人，黃彰輝非常崇拜巴特。1930到1940 年代，巴特反抗希特勒的暴政。1945 到1970年代，黃彰輝反抗蔣介石的暴政。
巴特的徒弟潘霍華參與領導德國「告白教會」，提倡和平，反對教會的納粹化。1940年，他秘密參與德國軍情機構，企圖發動政變與刺殺希特勒的密謀。但是密謀失敗，遭到逮捕入獄，一直到1945年4月、戰爭即將結束的幾個星期之前，被處絞刑，成爲新正統神學之烈士。
總之，從宗教追求公義的愛心出發，宗教家反抗暴政，宗教與政治關係密切。
黃彰輝在普林斯頓演講：「基督教對世界的政治責任」
1970年10月，黃彰輝牧師在普林斯頓神學院做三場演講。他强調：二十世紀的人們，生活在一個跟他們整個生存 、息息相關的政治境況裏面，沒有一個人能自外於政治。在核武時代的今日，一個錯誤或錯估形勢的政治決定，可能導致地球的毀滅。面臨這種困境，基督教會怎麽可能不關心政治？傳播福音的教會，怎麽能夠裝聾作啞？
1970年代，黃彰輝擔任普世教會協會神學基金會主任。跟他志同道合的副主任，包括大戰期間參加「抗德游擊隊」的法國作家莫里斯（Philippe Maurys），以及南非的屠圖（Desmond Tutu）。後來屠圖返回南非領導人民，以和平手段，對抗白人殘暴政權，而榮獲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屠圖說，「在不公不義的情況下，假如你保持中立，你就是選擇站在壓迫者的一邊」。
這句名言，跟黃彰輝1970年在普林斯頓的演説不謀而合：對於相信「愛人如己」、「神愛世人」 的基督徒來説，「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到處看到政治迫害、經濟剝削、貧窮、饑餓、社會歧視、人們受困於戰爭的殘暴與恐懼。爲了生存，到處都有人像以賽亞一樣哀嚎：「看哪，我指望公義、尋找正義與人道，卻處處看到不公義及非人道」。因此，挺身參與政治及社會公共事務，為弱勢者發聲、伸張公平正義，是「基督教對世界的政治責任」。這是一場有力的演説！這就是黃彰輝「政治神學」的中心思想。
總之，黃彰輝的政治神學思想，兼顧巴特（Karl Barth）的「啓示」（divine revelation）和田立克（Paul Tillich）的 「文化經驗」論述。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倡導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則有尼布爾思想的影子在裏面。劍橋神學家歐曼（John Oman）的信念「宗教即是世俗」（Religion is secular），提醒他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reincarnation），必須連接心靈天國與地上人間。
宗教信仰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展現「普世關懷」。
接下來，我們要來探討另一位傑出的台灣知識人林攀龍（1901-1983，林獻堂的長子）。他同樣展現「普世關懷」。他的著作，評論人類文明，對於現代物質文明社會、專注發展科技，憂心忡忡；他主張必需重視人文心靈價值，以增進人類智慧。
（二之一，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