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扯可以免責嗎？再論黨國大作文家龍應台

胡扯可以免責嗎？再論黨國大作文家龍應台

莊芳華

「野火集」經典版，再度出版

1984年，留學美國的龍應台，回到台灣擔任中央大學副教授，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開啟了在中國時報「野火集」的專欄書寫。

1985年，圓神出版社將專欄文，集結出版為《野火集》，在圖書市場上掀起暢銷旋風，是台灣實施戒嚴法的末年代，整個蓬勃社會中，滾滾思潮中的一道支流。

正當《野火集》轟動時，我也和眾多讀者一樣，趕潮買來讀。讀完後，確實有被激起一把「火」。事後，我以龍女士自己寫的「話語」為論述依據，加入自己的「看法」（只是看法，不敢說剖析），寫成文章，說出自己心中的不以為然。這些文章後來與我在美國台灣公論報社專欄書寫的評論文章，合輯於2000年出版了《有形文化，無形殺手》一書。（富春文化出版社）

處在解嚴前，思想檢查強力箝制的年代，《野火集》這本書非常幸運，不但沒有被查禁下架，還受到國家思想體制單位與文化官僚的「認可」與「支持」，陸續再版超過一百次以上，直到政黨輪替了再輪替，又輪替的2023年，照樣獲得出版市場的青睞，由時報出版社，以「傳奇經典版」形式繼續再版。刊登在2023.1.29日聯合副刊上的〈認識自己的來時路〉，是龍應台為再版本寫的新序文。時隔30年，讀到這篇憶舊論新的序文，再度激起我參與討論的衝動。

作家應該講究「寫作策略」嗎？

解嚴前的6、70年代，台灣社會與國際的交流不夠開放。出國觀光尚未核准，離開國境不容易。當時龍應台能夠留學美國，並且因為個人婚姻的機緣，隨德籍外交官丈夫，遊歷歐洲多國。她把個人的生活經驗寫下來，加上她所自詡以「開闊國際視野」來評論台灣社會的文章，引來多數生活只能侷限「小台灣」的人，好奇、羨慕與追捧的風潮。

龍應台是一個懂得踏準時勢腳步的聰明人，在《野火集》一書中，她如此表述她的寫作策略，說道：

「『多少人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寫到常常被禁的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但是，『我要留在主流媒體上，做最紅蘋果核心裡的蛀蟲。』」

在台灣思想被統治者高壓箝制的年代，多數人心中各有一個大小不等的「自約警總」。今天，回顧被迫成為「一言堂」的當年時，我們沒有資格去討論，究竟當時誰比誰更勇敢。畢竟，除了那些體制利益者，或者「正在努力」想要成為體制利益者的人以外，眾多台灣人民都是高壓文化下的被害者。

一個平凡人，無法像那些即使深陷危險迫害之時，也能做出堅定正義信念抉擇的前輩烈士那樣勇敢，但是，平凡人對理想的信念，不必是堂皇的宣誓，卻能在生活細節上，在事件「決擇」的某些節骨眼上，有不屈不撓的堅持和實踐。即使被迫噤聲，也比呼應統治需求「策略性」發言，更值得尊敬吧！

我當然不認為所有衝撞體制的先行者，都必須成為犧牲的烈士，但是，無論是在80年代，或者2023年的今天，經常以文化指導者姿態發言的人，請放下指導者的口吻，好好從社會中學習真實的價值觀吧！

龍應台曾經這樣自述：

：「寫作上，我不能直接攻擊體制，像那些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
：「寫到最後，政戰部主任許歷農將軍請我吃飯。」
：「許伯伯是一個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銳利。」
然後國民黨文工會問她：「要不要見官？」

那個年代想見官，可得經過重重安排啊！

於是，龍應台接受國民黨文工會的「見官安排」，面見了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

她自述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的小房間裡用餐。夫妻態度自然，言談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
：「接著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
：「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裡，李部長極謙遜，專心聆聽還不斷做筆記。」
：「野火之所以沒有被查禁，是因為許歷農、宋楚瑜、李煥等的影響。」
：「他們沒有『訴諸野蠻權力』去抵制這個走向。」

台灣解嚴之前的80年代，龍應台選擇在「野蠻政權」容許的尺度內，迴避國民黨施加於大多數台灣人民，種種人權迫害的歷史真相，以天馬行空的文字想像，挾雜零碎的留洋經驗來暢談世事，並自比「思想導師」的姿態說道：「我為沈悶的台灣社會點起了一把火」。

龍應台自認為高明的「寫作策略」，不只迎合當時代的不同政治風尚，她也努力配合不同地域國情，而一再變換出版策略。她迴避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紅線，在尺度內書寫的野火集，在台灣書市大大竄紅之後，還把這一本書的內容，以符合中國尺度的標準加以刪修，編訂成為中國版本，在國情不同的兩地出版，照樣風行暢銷。如此聰明的能力，在80年代，確實如魚得水般順暢。豈料來到2020年，這套標準，已經不見容於中國政權，野火集被中國官方列為禁書，不知道她有沒有要繼續以順應當代政權需求的標準，繼續調整自己的寫作策略。

虛幻意識，貶抑本土價值

以「博大開闊」作為文化市場賣點，像龍應台等，自稱站在「國際視野」，搬出「豐富閱歷」來批判本土意識「狹隘」、「短見」與「偏執」的書籍和論述很多，一直以來都是台灣文化市場的主流。

法國籍、華裔人作家高行健，於2000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殊榮時。整個台北文化媒體，對高行健的成就，產生與有榮焉的共鳴感。這個具有中國背景的流亡作家，受到西方社會肯定的成功例證，為台灣的流亡思潮帶來興奮感。台北主流媒體，跨域作家紛紛說道：「這是流亡藝術的勝利。」對於流亡、漂浮的思潮與身份，文化人有著驕傲的同理感。龍應台自稱

：「我自己是被歷史丟向離散的女兒，永遠的插班生。」
：「我現在是邊緣人，從前也未嚐不是，我必須從中國文學經典來療癒自我的孤獨。」

的確，在當年，甚至直到今天，這種漂泊與流離的心態，仍然被視為一種高格調的浪漫風尚。

當年有一首非常風靡的歌：「不要問我從哪裡來？不要問我往哪兒去？我只能流浪，流浪，流～～浪～～」

哇！好迷人，好高遠的意境啊！

浪漫的曲調，妝點自己心靈的憂傷。

無根的意識，不需要面對家國責任感的負擔，可以隨時觀測風向，並適時轉向，不只是聰明的生活態度，更佔據了文化美學的高點，正風靡著一大群在現實生活上，只能侷限「小台灣」的人，覆蓋著真實定位台灣的艱難困境。

自認為「有高度」的讀書人，一定要關心「悠悠長長的時間軸」和「寬寬闊闊的世界性」。只「面對當下！」「面對當下！」「啊！那麼狹隘？那麼偏激的視野啊！」。

巴勒斯坦的作家拉加.薛哈德，在「我們一家都是陌生人」一書中，有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被殖民下的人民，總是以殖民者的文化為崇拜的高度。」

所以，80、90年代時，書架上找得到的書籍，一思索起來就是一百年「百年思索」，一感嘆起來就是一千年「千年一嘆」，一談過往經驗，就縱橫「大江大海」，一談藝術就追朔五千年「五千年藝術」。以致於大多數認為自己文化水準夠的人，都和龍應台文章所說的一樣，「不屑於劃地自限」。很多人認為能當個「華人」、「國際人」、「地球村民」，顯然比作為「台灣人」更值得驕傲啊！種種所謂「開闊」的說辭，故意將自己的身份，定位在超越台灣的上國位階上，多少只是為了掩飾，終究自己「只能是」台灣人的自卑感吧！

其實，被迫離開中國，寄居他地的流亡者身份，固然是大時代下無可奈何的不得已，卻也是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說得白一點，多少被迫「侷於一隅」而失去生存權的人，連「定根」的條件都沒有，還談何流亡呢？

多少人即便活在蠻荒劣土上受盡欺壓，依然只能當一粒定土伸根的種子，談何「流亡」呢？何況如龍女士這樣世界各地到處暢遊行走呢！

掀動文化風尚，創造政治工具

1988年，龍應台在「何必曰台灣」這一篇文章中說道

：「看看台灣的知識份子，視野怎麼這麼狹窄呢？」
：「我所接觸過的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瑞士人，匈牙利人～～～看世界的視野，都寬闊多了。而台灣人民（她自己不是？）的視野，包括知識份子，還很狹窄、偏狹。」
：「視野怎麼狹窄呢？表現在他們對本土的狂熱上，就像那些本土狂熱的人，動不動就要說台灣。」

這個年代，種種宣稱「開闊」，鄙視台灣「狹隘」的書籍，大大風行，成為文化思想的指導書。當然，能夠用豐富的閱歷，來觀看整個自由世界的文明與進步，或者能懷抱悲憫心胸，去理解國際上正陷在極權壓迫下人類的無奈與心酸，是當今知識人應該培養的智慧與修養。但是，在台灣整個歷史文化真相，被國民黨政權打壓、銷毀、扭曲、竄改超過半個世紀以上，在人民恐懼自保，不敢質疑一黨獨裁統治的年代，仍然有少數先見論述者，為了揭開國民黨的欺騙伎倆，努力書寫，宣揚「台灣意識」的文章與出版品，被當年社會的主流文化風尚，認定為「思想偏激」、「立場狹隘」。被龍應台等「國際觀察家」，認為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井底之作」，上不了文化主流市場的檯面。這都是故意挾所謂的「文化高度」做掩飾，來充當「政治打手」的高明行徑。

文化有形，傷害無形

2000年，我出版「有形文化，無形殺手」一書時，絕對沒有刻意要挑惕某個個人的念頭，只因為在當時，這些人正站在整個社會文化風尚的「鋒頭點」，佔據文化官僚的高位，握有操控台灣文化「走向」的實權，我覺得應該接受公眾評鑑，需要有人指出社會掀動如此「追風潮」的盲目處。當時，我用「文化殺手」這種激烈措辭作為書名，有我的急切用心。我所指涉的「殺手」不是某個個人，而是指當時文化市場，對台灣主體意識嚴重傷害的趨勢。只是這些評論書籍也如同該時代所有努力想要傳達「台灣自主意識」的書刊一樣，只能冷冷的上市，冷冷的下架。不能像龍女士的書，如她所自述受到體制力量的鼓勵：「正以野火燎原的態勢，掀動整個文化市場的神經」。

30週年經典版，再創導師高峰？

時間已經走到政黨輪替、再輪替、又輪替的2023 年，民主化制度逐漸成型的今天。30年前寫的「野火集」，再度被中國時報出版社，以「經典版」形式推出，意圖再造思想指導的高峰。再版序〈認識自己的來時路〉的文章一開始，就指出1985年時「那樣」的台灣。

引龍應台自述文字：
「1985年『那樣』的台灣，任何入口處都擠成一團，人們不習慣排隊，排隊經常有人插隊；受傷的人躺在馬路中間，會沒有人停車相助；一路噴黑煙的汽車滿街跑，打電話到環保局不會有人處理；行車遇糾紛時，對方可能拿著扁鑽下車朝你走來；到處是漂浮的垃圾；住宅區裡違規的工廠鎮日轟轟作響；海邊燒廢棄電纜，產生的毒素使得鄰村嬰兒出生缺少大腦；工廠廢料大股大股流進溪水海水；市民到任何公家機關辦事都要受到頤指氣使；國外進口的雜誌標題被塗黑；美術館作品因為被告密有「紅色」嫌疑而被竄改；公開演講是一件令人擔心身家性命的事情……」。

龍應台又說
：『1985年時，反共是最高的國家政策，防止敵人滲透和維護國家安全是穩定社會的基本原則。為了安定，所有的控制都可以合理化。』

龍應台用以上這樣概括性的敘述，草草描繪80年代的台灣社會狀況。顯現當年剛剛遊走過德國，瑞士等所謂進步國家的龍應台，正以一個「見識過文明」的人，看見『這樣的』台灣。

龍應台所列舉的時代狀況，固然有部分是事實，卻不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全貌。就像熬過早年困苦生活年代，家道漸漸小康的台灣人，一但追憶起家境曾經困頓的早年時，對當年的勞苦，對於必須承受的辛酸，一定會有更深沈的理解，而不會像龍應台一樣，帶著「旁觀」與「輕蔑」的調侃來敘述『這樣的』台灣吧！

80年代，多少辛酸事

1979有多氯聯苯污染食用油，毒害啟明學校員工學生的（米糠油事件）。
1982有桃園「高銀化工」排放鎘水的大潭農地鎘污染（鎘米事件）。
1986有二仁溪畔燃燒廢電纜，重金屬銅離子污染出海口的（綠牡蠣事件）
等、等、等環境事件。
1979有美麗島事件，諸多社會菁英淪為階下囚。
1980林家滅門血案慘絕人寰。
1980老兵不滿權貴，引發殺警持槍搶劫銀行事件（李師科案）
1980有檢調為了急於破案搶功，逼供良民造成冤屈自盡事件（王迎先案）。
1981台大陳文成命案驚嚇眾多台灣青年才俊。
1984黨國情報組織追到海外刺殺自由作家江南。
等、等、等政治冤案
是的，80年代，正是民主思潮與極權控制，強烈拉鋸撕扯的年代，（今日又何嘗不是呢？）但是卻絕對不是龍應台所說的：「沉悶的台灣社會。」

回想這麽多嚴重的環境污染案，惡劣的人權侵害案，當時的統治政權，都以考量「國家政局安定」為理由，「積極發展經濟」為理由之下，所有真相與責任，都不了了之，被「控制」下來。直到台灣已經民主化的2023年的今天，龍應台仍然認為，這是當年為維護「國家（？）安全」，不得已的必要之惡。那些人權壓迫，思想箝制，特權圖利，都有被容忍接受的道理。按照她這樣的價值觀點，她在野火集新序文當中，所指出的台灣社會當年的種種「不文明」，不就是台灣人民，自己水準太低所造成的了？

這就是那個在大學時代，在領袖聖誕千秋之日，以慷慨激昂的詩文，歌詠獨裁者的文化青年，遊走過「進步」國家之後，在絕對不質疑黨國體制的條件下，對當前社會所書寫出來的指導文。

胡扯，也能煽風點火？

是的，80年代，你看見的台灣真爛。為這些爛事，你說過公平話嗎？你出過力氣嗎？你只覺得「真是一個沒有水準的社會」。但是，你知道在同時代，正有多少台灣人民、知識青年，在衝撞那個腐敗極權政體，正在為自己生命與共的家園，付出努力嗎？

解嚴前的反跨國農藥廠抗爭運動，開啟台灣人環境的自主意識。
解嚴前5.19一連串綠色行動，推動台灣後續的解嚴，建黨成績。
1986，台大學生自由之愛抗爭，你怎能說台灣學生都是媽寶？
1988，五二零農民運動何等壯烈，你怎麼覺得這是一個沈悶的台灣？
1989，為阻撓「言論自由」，國民黨軍警逼迫鄭南榕成為台灣烈士。

別只說80 年代，更早6、70年代，被迫「地下化」出刊的黨外雜誌，在體制出版的夾縫間苦撐，才帶來後續言論自由的空間，才推動通往民主轉型的道路。

80年代，民主信念的種苗，正在冰冷的土壤下伸根冒芽，統治者為壓制住這一股蓬勃力量，為阻撓民主信念開成花，結成實，還在不斷製造恐怖恫嚇，調查局入侵校園，逮捕囚禁學生，處以叛亂罪，暗殺海外民主人士，阻撓返鄉權，為組黨，為爭取言論權，多少社會菁英被冤屈，龍應台卻說

：「當時的台灣學生，青年都是媽寶」
：「是我為台灣社會燃起了第一根火柴」。

這樣自我感覺良好的言論，豈不是世紀笑話嗎？正如李敖對這一本，在國民黨官宦叔伯的鼓勵下出版的野火集，所下的定論：「你以為自己在走鋼索啊？統治集團早已為你架起了防護網。」原來她只是防護網上的表演者啊！

「中共威脅」，是鞏固國民黨存在的支撐

現代年輕人知道，1949年，國民政府頒布「戒嚴令」所持的理由是什麼嗎？

當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軍民衝突，屬於「國共第二次內戰」。在「消滅共匪，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下，因應「戰時」需求，以「戒嚴令」實施戒嚴，人民得受軍法審判。這一「戒嚴」，箝制台灣社會，長達38年以上，阻撓民主化的實踐。又以剿匪戡亂的「神聖」理由，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鞏固國民黨在台灣一黨獨大的統治權，讓蔣氏家族從1949到1988年，父子世襲（像今日的北韓一樣）連續執政到生命結束為止。在這段期間，任何想推動民主政體的民間力量，通通被歸類為叛亂份子。

國民黨應該「感恩」中共的存在。只有挾著「中共」威脅，才能讓國民黨持續執政超過半世紀。為完成「反共大業」，國民黨所組織的「中國反共救國團」，教育青年人，為了黨國千秋萬世，要有拋頭顱，灑熱血，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偉大氣度。如果生死都應該置之度外了，犧牲掉「區區人權」，「區區民主」，又算得了什麼呢。

當年還在讀成功大學的「時代青年」龍應台，為當時領袖的八秩晉六華誕，代表全校師生教職員，上台吟誦，誦文如下：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卅一日
恭逢總統    蔣公八秩晉六華誕
象拱北辰，蓬島呈禎祥之瑞；
星耀南極，普天仰燦爛之輝；
一人有慶，兆民騰歡，日月同光，河山並壽；
虔申嵩祝之忱，謹獻岡陵之頌：
祥鍾武嶺 天縱哲人 允文允武 大智大仁
撥亂反正 伐暴救民 廟算默運 萬類陶鈞
開來繼往 震古鑠金 反共先知 寰宇同欽
東亞堡壘 四海歸心 法天行健 全面革新
發展經建 擢用才俊 豐裕農村 富國利民
慎謀能斷 處變不驚 莊敬自強 日新又新
申張正義 摧毀妖氛 勝利在望 禹甸同春
恭逢大髦 天惟德親 億兆歡呼 虔頌嵩辰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倪超暨全體教職員生恭祝」

這四字對仗的駢文頌詞當中，不只是歌詠領袖，更喊出「伐暴救民」，「摧毀妖氛」的殺伐口號，表態了必須要把其餘的「異議份子」殲滅掉的一貫主張。

的確，越懂得迎合國民黨黨意的青年人越「優秀」，才能代表眾人，站在舞台上吟詩歌詠。越站得上台面，越受權勢者賞識，越能成為「時代菁英」。看看今天活躍國民黨檯面上的高層，不正是當年把口號喊得最慷慨激昂的忠貞人士嗎？

政黨輪替又輪替，國民黨依然拿「中共」當護身符

打著「消滅共匪」旗幟，鞏固了統治權的國民黨。在2000年的政黨輪替受挫，2008年又復辟，2016年又被輪替，證明台灣已經沒有誰獨大，民主時代已經來臨了。

新興民進黨，主張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迎向國際社會」的理念，威脅到國民黨，面對2024年選舉競爭，抱殘守缺的國民黨，繼續拿「中共威脅」來恫嚇台灣人，他們說：「若不讓國民黨執政，中共就會攻打台灣。」

難道中共是國民黨的護身符嗎？

難道我們就不能只要成為獨立自主的自己嗎？

台灣國家意識，有何過錯？

從1985到2023，三、四十年間，當時的青年已邁入成熟壯年，台灣社會，一直在自由思潮與中國封建勢力間拉扯、滾動、前行。強佔台灣統治權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被迫成為不得不輪替的民主政黨，能夠擺脫威權體制，是全台灣人的幸福。慶幸我們不是深陷中國極權壓迫之下的香港、西藏或新疆，而是擁有自主意識的台灣人。

龍應台在2023年，「野火集」新序文中有這一段文字

：「寒流來襲的一個冬日，坐在忠孝東路大道旁一張長椅，一縷陽光突然破雲而出～～～那麼亮，那麼暖～～。陽光中的淡定與從容，為我帶來了泫然而泣的感動。」

這段抒情文字，讓我想像，這個曾經自認為地球漂浮者的龍應台，是不是已經找到她能寄與認同與依歸的家園了呢？然而，有關國家認同的討論，她又說道

：「我很怕談『愛台灣』，愛台灣成為道德的制高點。」
：「渾厚的文化不會建立在排他性強，唯我獨尊的基礎上。」
：「38年來，台灣意識的茁長，相當程度的被一種窄化了的意識形態挾持。」（還是說人家狹窄，自己寬厚）
：「『非我族類』被視為『他者』，真正的融合認同難以達成。」
：「我很怕談『愛國』，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國』認起真起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國』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人。」
：「要談愛國，我寧可一個人上山去撿垃圾。」

我所理解的「愛國」，不是一種「表態」，而是一種「情懷」，一份「責任感」。從小在國民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當中，必定也有很多人，做過慷慨激昂的「愛國表態」行動。今天反省這種扭曲時代下的扭曲態度，不必去苛責任何人；重要的是：當我們歷經坎坷，走過艱辛歷程之後，是否從民主制度中，找到真正自我認同的歸屬價值呢？或者說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信念與尊嚴感呢？

今天龍女士看見其他人，為自己認同的「國家意識」，遭受「中華大一統」意識宰制，正在努力奮鬥時，他卻非常不屑的說：「我非常害怕談「愛國」，寧願上山撿垃圾。」

當然，會上山去撿垃圾，應該也是愛國的具體行動啊！有很多台灣人民，正在荒郊、山頭、海濱撿拾垃圾，這只是對於台灣家園的日常關懷，而不是用來說嘴的宣示吧！「愛國」，說得白一點，不就是「愛台灣」嗎？或者說愛我們「唯一」的家園，這不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嗎？你的這段話語，究竟在批判誰呢？都一起在這裡生活的人，究竟誰「必須」去融合誰？「必須」去認同誰呢？一個人的心中老是覺得「我只是個外來人，你們為何不能融合我，為何不能認同我？」有這種心態，註定只好永遠是個漂浮者了。

可溯源，可安身

我們可以說：我祖籍河南、浙江、廣東、福建、越南、菲律賓、印尼，或者我祖籍是漢民族、南島族、非洲裔都可以，但我們卻必須說：我的國籍是臺灣，或者約定俗成說成中華民國也好。但，就只有這本護照，在世界上，才能保障你作爲台灣人應該享有的權利。

「國家」是當今世界的政治實體與主權單位，即便歐盟，北約，蘇聯等等經濟聯盟社會，也都有他們各別的國家主體，愛自己認同的國家，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國家體制尚未被打破的國際現實上，「國家」的實體，當然是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源，也是付託責任的立足點，為什麼我們不能坦蕩蕩的說「愛國」呢？

「台灣國家意識」，只是台灣人最稀鬆平常的本能思維，就像每一個國家的國民，認定自己的國籍一樣理所當然。如同美國開國時期的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曾經說：「我們是美國人。這只不過是一般常識而已。」（註：引自Thomas Paine小書Common Sense）。

這本論述美國意識的小書，確立了美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思想指引。但是在台灣的知識界，在文化論述市場，所有論述台灣主權意識的書籍，都被扣上「狹隘地域觀」的帽子。

龍應台文章一再的說：「何必曰台灣」。背後動機，到底是什麼？

我也明白，有主權自信國家的國民，不會時時刻刻把「國家意識」掛在嘴上。偏偏有那麼多，明明依賴台灣資源謀生存，得好處的人，卻不肯落實台灣意識，硬要牽牽扯扯大中國裙邊。會形成這種思維，或許是國民黨當年逃難落腳台灣時，沒有自信的膨風吧！瞧不起小台灣的自卑所產生的自大，今天應該覺醒了吧。

何況那個以獨裁勢力正控制著整個南亞洲大陸板塊的中共政權，公開宣稱，台灣是中共政權手中的「禁臠」，一再發射飛彈恐嚇台灣人，意圖併吞台灣。此時此刻，除了對中國大一統（大併吞）野心，仍抱持依附夢想的人以外，所有台灣人不應該更展現自己的愛國意識嗎？正因為台灣，長年被大中國意識夾殺，被龐大外來文化風尚罩頂，處於文化弱勢的台灣，才更需要用力發聲，用力被看見。

沒有立場，是最高境界嗎？

有一些人的思維，一再逃避這種必須「直面對決」的國家意識，他們創造出所謂的「模糊空間」。他們提出類似玄學的虛空論調說

：「假作真時真亦假」。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更要注視那灰色地帶」。
：「人的心靈不能被簡單的是非、對錯、黑白拐跑」。

所以「沒有是非」或者「不在意是非」才是處世哲學的最高境界嗎？他們說：這些「爭辯歷史是非，執著於對錯的人，妨害了融合，沒有意義。」

其實，文化人會創造出這種不能追究真相，要得過且過的含糊理論，內心多半抱著能「多方面通吃」的生存之道。既要掩飾自己對於大權勢集團的妥協依附，又要顯示自己具有革新面對的進步思想，還要不斷打擊那些「老是愛談」歷史是非的人，簡直和「義和團」一樣。

如此缺乏「在地」意識的游離文人，如果國與國之間有了重大衝突時，他們能為「當地」盡什麼責任嗎？

謊言下長大的台灣人

我們從小經歷「說謊教育」而長大。當黨國教育主管單位，下令中小學校不能使用商人版參考書、測驗卷時，老師都會要求學生要買，要讀，要學習解題術。一旦教育督學來抽查時，老師會說：「趕快藏起來，拿出部編本教科書。」師生裝腔作勢的默契非常一致。

當全台灣的孩童都知道作文書寫，無論寫景，寫事，寫人物，寫節慶，寫心靈，唯一標準格式都要連結「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高潮點時，你覺得大家不知道自己在說謊嗎？

當你看見越能夠站到舞台上，比手頓腳，慷慨激昂，歌詠「偉大領袖，人類救星」的人，越能夠受權勢集團賞識，越能夠成為社會菁英時，其他人不會跟著高呼起來嗎？

公平說話權利，不代表胡說的權利

從80年代走到今天，台灣人民爭得最大的進步，就是人人都有公平說話的權利。不必像80年代的龍女士，只能選擇策略性發言。

但是，我們曾經在「言行不一」思想下求生存，接受說慌教育薰陶而成長，思辨邏輯常常一片混淆。今天檯面上很多公眾人，以「善長胡扯」為榮耀，以「尖牙利嘴」為口才，以「冷嘲熱諷」為幽默，既不必求證真相，也不必面對事實，就草率說話，隨勢逢迎，東裁西剪拼湊出一套歪理。以「沒有立場」當作清高，以沒有「意識型態」當作客觀公正，以沒有「國家定位」，當作最高明取巧。胡扯的煙霧，瀰漫整個言論市場。

龍應台在2023年的野火集新序文中說

：「民主了之後，執政者對思想的操弄，譬如媒體的收買及控制，手段更複雜、行徑更誇張、企圖更大膽。」
：「尤其當執政者更有能力的時候，它利用科技可以全面地滲透、掌控，而且，因為是軟性手法，人民還不覺得被矇。」
：「今天選民的知識都是被強餵的豬食，而且只有那麼一種，無法辨別良劣。欺騙性比威權時代還有過之。」
：「今天執政者的欺騙性，比威權時代還有過之。」

龍應台身為文化評論者，鄙夷當今的民主政黨，說：比過去的威權獨裁更惡劣。這麽嚴厲的指控啊！她究竟用什麼樣的事實，來佐證她這樣毀謗性的言論呢？

身為知識人，如果今天的「民主政黨」如她所說的，比過去的「威權獨裁」更惡劣，你為什麼不舉出具體事證，據理揭發呢？你只能用一些像「撞門的老鼠」、「倒掉的洗澡水」等等空泛譬喻，來抹黑執政者（何況民主選舉後，國民黨也曾執政，現在也還在地方執政。）卻不明說究竟是在指哪一個事件，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這不也像眾多嘴砲市場上的那些名嘴一樣，濫用「胡扯免責權」，污染台灣的文化市場，糟蹋我們艱辛爭取而來的言論自由嗎？

今天的媒體，已經不再像過去，只屬於執政者的絕對權力了。不論大型企業媒體，或小型個人自媒體，每個人都能發揮影響社會風尚的能量。在人人有權利說話的時代，任何指責別人過錯的話語，都應該有明確的憑證與事實，如果隨便污衊別人，那會擾亂了台灣社會的清明價值啊。

相較於過去的政權一言堂，今日的社會也有不同的言論困境要解決。

仗著網路虛擬空間的掩護，所有故弄玄虛、惡意耍詐、企圖擾亂民心的不實謠言，從台灣電信機構難以管制的境外通道入侵，鋪天蓋地覆蓋著人們的視聽。意圖混淆台灣的清明價值，意圖顛覆台灣的理性秩序，這是新時代的新困局。儘管台灣民主的層次並未達盡善盡美，在今天，每個人都可以公開自己的「意識形態」。任何希望台灣走向更理想方向的人民，時實監督政府，既是人民的權利，也是公民對國家的義務。但是，所有監督的動機，絕對不能懷著搞垮台灣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