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與國家主權
鄭欽仁
（原刊於 1997/09/29）
編按：這篇文章寫於26年前，但它所討論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甚至更棘手），值得重讀，尤其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引起注意的此刻。當時的用詞，讀者可能不熟悉，文中所稱「共享主權」，約等於「一中原則」，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主張代表中國。實際上，中華民國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決議，就已經不再能代表中國，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26年後，台灣仍陷在「一中」的框架中，不具有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外交能力，而且面對中國的併吞，危機更緊迫深重。
一、 「主權獨立國家」是國家的生存條件
台灣要生存，必須要有外交關係；要有外交關係，必須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主權獨立國家」是近代國家的標準型態；換句話說，近代國家等於「主權獨立國家」。當然，近代國家社會中也有半主權獨立國 、附屬國，但是台灣要生存，必須是一個主權獨立國，才能參與國際社會，一面可以免受中國霸權的威脅，一方面可以在國際上爭取經貿的利益。
二、何不要求中國放棄主張「政治實體」、「主權國家」？
中華民國於 1971 年在聯合國喪失「中國」的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所以在國際上提到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在台灣的人一旦出國而自稱「中國人」時，會被誤認作中國大陸人的原因。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蔣介石、蔣經國等統治集團仍舊堅持自稱是「中國」，所以在國際上逐漸孤立，不得不採取「政、經分離」的辦法，參與國際上競技、貿易等活動；否則經濟若跟著衰退，政權有全面崩潰的危機。
但實質上的一個國家卻不認為是國家，只以「經濟體」參與國際經貿談判或衛生組織、體育活動等等，又經常被拒於門外，損失國家利益，所以說國家承認是生存競爭的問題。這種生存的威脅，這些年來在生活上日漸迫近，似乎到了連自己的肌膚都能感受到的切膚之痛，但有人仍故意放話，說是不要以「政治實體」要求中國承認，或是要以「地球村」的概念取代主權國家的概念云云，企圖混淆視聽。這種作法是有意動搖台灣的國家基礎。試問若台灣能以「政經分離」的方式，為什麼中國（北京）要求中華民國放棄「政治實體」、「主權國家」，而其本身卻不放棄？為什麼在台灣有這樣主張的人，不叫中國也同樣放棄呢？
三、「主權」分享的主張在外交上的挫折
1997 年 9 月，為參加巴拿馬召開的運河會議，李登輝過境美國時，受到種種限制，美國甚至明白要求不得有政治性的談話；而同樣一個時段，香港的「新總督」董建華卻能訪問美國，與美國的柯林頓總統會談；這就是國民黨政府主張中國的「主權」與北京分享，以致不受承認，沒有外交關係的緣故。
同樣這個會議，我們又看到聯合國秘書長害怕北京的抗議，不能與李登輝在巴拿馬同席，也是因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不受承認的關係。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主張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參加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成員的主因；這也是建國黨的成員為了台灣生存不得不組黨的原因。
四、冷戰時代的「政經分離」已經不合時宜：主權「分享」使中國感到威脅
也許有人要質疑：為什麼「政、經分離」的政策，在過去「冷戰時代」，台灣仍舊可以存活？此乃因冷戰時代，自由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壁壘分明，有集體防衛的力量對抗中國（北京）的侵略，譬如，我們與美國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同盟關係共同對抗中國。
由於美國與台灣雙方目前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雖然因考慮台灣人民的安全，對台有《台灣關係法》，但該法只是其國內法；美國為其利益，也可能在國際形勢變化時有所轉變。倘若台海發生衝突，而美國又不積極協助，台灣可能陷入險境。尤其到了「後冷戰時代」，美國與中國關係日深，與台灣又沒有同盟關係，在考慮外貿等利益下，美國也可能因領導人的改變而不履行被視為其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則台灣處境堪慮。雖然目前美國的政策尚不致出現急遽轉變，但我們必須爭取時間來謀出路— 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稱作台灣共和國，就是我們的出路。
如果我們仍舊像國民黨政府一樣，主張分享中國的主權，中國共產黨若是內部不穩，在政權受到挑戰時，必為其爭中國「正統政權」而做困獸之鬥；若台灣是台灣而不自稱中國，我們就不必與之發生糾葛。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要建立我們的台灣共和國，為子孫永世的太平著想。
五、「主權分享」不能加入聯合國，卻必須與中國展開殊死的外交戰
但或許有人又要問：如果我們依照國民黨政府主張「主權分享、治權分治」時，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主權獨立國家而加入聯合國？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1971 年聯合國通過的 2758 決議案，已經以北京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且形勢比人強，其政府為「中華民國」的這個國家的代表，已經不可能以中華民國之名「分享」中國的主權，且北京的外交行為已經有相當的改變。
在 1970、80 年代，北京採取強勢作風要左右國際社會的運作法則，不時顯出土包子的強梁行為，引起其他國家反感，但到了 90 年代，錢其琛擔任外交部長以後，充分利用其位居聯合國的優勢，以中國正統政權的身份，圍剿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受新黨及國民黨本身的僵化，加上民進黨的妥協，無法真正面對現實（借國民黨的話，即「務實」），徹底改變國策；故只能處在挨打的局面，無法突破困境。
1996 總統選舉期間，中國用武力威脅、企圖吞併台灣不能得逞，馬上派遣黨、政、軍要員，傾巢而出，打外交戰。台灣選出民選總統後，世界各國本來期待台灣能獨立成為新國家，但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宣言又提「統一」，使南非共和國沒有轉圜餘地，曼德拉只好宣布與中國建交而與台灣斷交。所以「主權分享」的主張，使台灣難以脫離中國的牽扯；中國只要循國際法用外交戰，就可置台灣於死地，使台灣要擴充國際生存空間倍加困難。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政策，走「一台一中」的路線，才有生存空間。
六、中國已知道運用國際法與「近代國家」的概念，對付台灣各界「前近代」的主張
1997 年，台、中雙方的「外交戰」，更為緊張和刺激。這是如上文所說的，中國在去年飛彈發射後，重新評估國際形勢，認為利用國際法最有利，已經有「近代國家」政府的認知。
北京透過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地位，以這地位利用國際法圍堵中華民國；但要如此，則必須有國際法的知識。因此，北京在 1996 年 12 月 9 日召開國際法學習會，以盧松為講師，強制高幹參加；由江澤民領頭，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等都得參與。江澤民要求其幹部提高法律運作的能力，要以和平的姿態將國際上的摩擦，循求法律的途徑解決，並警戒因缺乏國際法的知識而損及務實。不論政治、經濟、貿易、環境保護、資源、海洋開發等各層面，中國目前都非常留意國際法的效用。
從這一點看來，北京已經知道近代國家得用「近代」的處理方式。但我們看國民黨與新黨的政要卻停留在「前近代」的觀念，評論或處理當前的事務。
不僅如此，北京外交部有名的日本專家王毅（現任亞洲局長）也被派遣赴美國進修，以研究美、日、中的複雜關係。知道美國的事務能夠發揮對日、亞洲的外交影響，這是中國重視戰略研究的例子。
從以上看來，北京採「文明化」的手段對付中華民國，未來只有「一台一中」的辦法可以相應，不必因分享「中國」主權而大費氣力。
七、認清「主權」與「獨立」的概念與目的
我們主張「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首先關於主權，國家分有主權的「主權國」與主權受限制的「半主權國」，後者有從屬國等等，我們所要建立的是「主權國」。其次，對國家的另一種分類標準是：有外交能力的「獨立國」與沒有外交能力的「非獨立國」；由此來檢驗「中華民國」，其是否為獨立國則有待商榷。所以我們所要建立的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許多人怕用「獨立」字眼，或出於心術不正、或自貶自己的國格。所以我們必須說清楚，是要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八、以選舉進行國家主權運動，是告訴全世界「一台一中」對亞洲勢力均衡的功用
在「中華民國」名號之功能發生疑問時，我們可以用全民的意志來「變革改制」，爭取國際生存空間；我們必須對全世界表示，台灣及附屬島嶼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南非宣布與中國建交時，國際媒體受北京蠱惑，以台灣為「叛亂的一省」，不過，這也是因為國民黨仍自稱「中國」才引起的困擾。
我們主張「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藉著公職選舉期間的密集文宣，使國際上更知道，台灣人民不願意接受中國的統治，台灣人民要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不與中國糾纏不清。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利亞洲的「勢力均衡」；若台灣被中國吞併，亞洲各國當會受霸權的威脅。所以台灣公職的選舉，不論是屬於地方性或中央級的選舉，都是對國外宣示台灣國家主權的良機。而在選舉結果獲得高投票率，正可以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證明獨立建國是台灣人民的宿願。
（本文原載 1997（民86）年 9 月 29 日的《民眾日報》，收入鄭欽仁著《台灣的灰色年代》，稻鄉出版社，2022 年 1 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