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和中原大學與黨國關係的淵源和變化
曾慶豹
一、東海大學黨國基督教主導董事
從1965年開始這段極其複雜的歷史特別值得注意，這期間基督教界某些關係緊張的相關人士，竟然出現在一些共同的組織或場合。事實上，基督教的圈子很小，各種重大的組織和活動， 出現同樣一群人的機會非常高，但是如果是因為在神學或政治立場上存在著矛盾，這就有許多的故事可說了。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東海大學。領導護教反共的張靜愚，與他敵對陣營、屬於普世教協一方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士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等，同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其中還包括比較親近長老教會陣營的周聯華，這些人在反共意識形態如火如荼之際，正好形成了兩個陣營：黨國基督徒（無教派背景）vs. 自由派基督徒（具普世教協背景）。這樣的董事會，勢必擦出一些火花。
1949年後，基督教大學全面從中國撤退，在海外成立一個由共同基金組成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這個董事會與普世教協是有關係的。根據黃彰輝和黃武東的說法，成立東海大學的案子主要是由長老教會向國外有關單位提議，因為只有長老教會具普世教協的會員身分，所以由他們提出是比較可行的。也因為這樣，相關的單位還曾提議將原本已有的台南神學院併入東海大學的整體規劃中。
《黃武東回憶錄》詳細述說了東海大學的由來，主要是由第二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過決議，向聯董會提出申請。黃武東是與美方接觸的關鍵人士，1953年5月，他拿著總會的決議文到紐約報告，表明長老教會全力促成於台灣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有絕大的關心與歡迎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所計劃將建設大學於台灣之事，同時總會願表示絕大的協力來幫忙到這個目的達成。（第七十八條）
所以，東海大學的共同創辦人（Co- Founder）是聯董會和長老教會總會。
1953年，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在籌備過程中，協調由三組人馬組成：外國人士（聯董會代表）、教會人士（主要以長老教會為代表）、官方人士（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黨政代表），其中，又以前任教育部部長杭立武為籌備組主任。這樣的安排恐怕與民國以來「收回教育權」的結果有關，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外國勢力」的教育機構，當然更與當時的政治和外交氛圍有關。雖然途中確實有些阻力，甚至可能胎死腹中，最後請到了宋美齡說情才獲准，這也許可以說明何以東海大學的校地有一部分歸屬於中華婦女祈禱會。
在東海大學的歷任董事會名單上， 上述兩派的關鍵人物擔任董事的時間分別為：
張靜愚1953～1967年（1957～ 1959年擔任董事長，1959年始擔任中原大學董事長）；
黃彰輝1953～1965年（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黃武東1953～1957年（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周聯華1958～1977年（1960～ 1961年、1970～1971年擔任董事長）；
彌迪理（Harry Daniel Beeby） 1953～1955年；
林宗義1955～1956年，1958～ 1963年，1965年；
宋泉盛1966～1970年（接替黃彰輝）。
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參與過1970年〈國是聲明〉的起草， 於1972年3月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林宗義和宋泉盛都是長老教會代表，屬於普世教協這一邊，周聯華也可以算靠向普世教協，但肯定不屬於黨國基督徒代表。其他代表有曾寶蓀、高天成、蔡一諤、蔡培火、張靜愚等，除了高天成任職台大醫學院屬於學界背景，也具有長老教會背景，其他的都是官派色彩極重的基督徒。
其中，張靜愚的角色最為特別，因為他同時也是中原大學的董事（中原創立晚於東海一年），又是護教反共的帶頭人，所以在這種結構中形成了一個最為突出的角色。事實上，他並不具備任何基督教教派或組織相關的身分，從來他就是以一位忠誠的黨員及官員的身分出現在歷史舞台。
1965年之後，張靜愚更是在護教反共的立場上與黃彰輝等人形成對立， 因此他既具有中原董事的身分，又被安排在東海大學的董事會中，其政治意義也就格外顯著。
正是張靜愚擔任董事之際，兩年後即參與創立中原大學之事宜（時作「私立中原理工學院」，1980年升格作「中原大學」），同時毫不避嫌地身兼兩校的董事，還在東海當了兩年的董事長，因1959年中原也聘之作
董事長，才退下董事長一職，但仍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一直到1967年。1967年的東海大學董事會結構，長老教會的代表基本上已全面徹退，宋泉盛接替黃彰輝，做到1970年，這一年長老教會退出了普世教協。
1970年後，黨國基督徒已全面掌握了東海大學的董事會，而這一年也是周聯華第二度擔任董事長之際，之後，我們留意到的是查良鑑和梅可望的時代。
二、反共題材介入第一任校長之爭
事實上，成立東海大學真正的推手是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長老教會可謂居功厥偉。絕大部分具有長老教會背景的代表都止步於1965，黃武東最早離開，高天成1965年逝世，黃彰輝和林宗義也只做到1965年。黃彰輝、黃武東和張靜愚在東海大學開始籌備之初就已名列於委員會，黃彰輝更和張靜愚在董事會裡共事長達12 年之久，這兩個人正是護教反共時期站在對立面的頭號人士，周聯華是於1958年張靜愚任董事長時才加入。
張靜愚於1957至1959擔任東海董事長，之所以御下董事長一職，原因是中原大學於1955年成立後，他自1959年起擔任董事長。東海、中原兩校均標榜「基督教大學」，但從東海的董事會名單結構可以看到「黨國基督徒」與「自由派基督徒」的政治分野，中原大學則是清一色的「黨國基督徒」，再加上幾位外國傳教士。
東海大學的籌設，一開始就極其不平靜，充斥一些意識形態的角力，主要與反共問題有關。東海大學的黨國化，出現在誰是第一任校長之爭的問 題上，給了政府更多介入的機會。
根據聯董會的代表陳錫恩向聯董會提交的報告，特別指出籌辦東海大學的困難主要是來自於國民黨的政治監控。陳錫恩在籌組董事會、任命訓導長和校長時，建議以基督徒為首要考慮的條件，以保持該校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免受政治影響。他還提出東海大學將會是一所反映基督教獨特教育理念的大學，以通才教育為其辦學主張，著重實踐而非功利的目標，強調高學術水平，並指明來自美國的辦學資金不是無限的，因而必須謹慎地運用。陳錫恩不但總結了建校的原則，也提出東海大學的發展方向。
根據鍾文惠憶述，陳錫恩一直表示不會出任校長，可是仍被反對者以「反共不徹底」為由加以攻擊，然而聯董會沒有特別理會此事，繼續邀請陳錫恩出任創校校長。鍾文惠指出， 「反共不徹底」實為一場不小的風波，主要就是有人想阻擋陳錫恩當校長，當然關鍵即在於此人對這個位子也感興趣。東海大學的成立，一開始就是黨國基督徒與長老教會背景的基督徒之間的角力，加上「反共不徹底」之指控形成了校長位子之爭，當然也同樣可以將「反共不徹底」的理由，加諸在具有普世教協會員身分的長老教會代表上。
三、中原大學成立黨國基督徒董事
中原大學是美國傳教士賈嘉美（James R. Graham）於1955年創立， 當時亦標榜以基督教為立校精神，甚至強調是中國唯一一所基督教大學。問題是如果東海大學即一所基督教大學，何以中原大學又要以唯一的基督教大學自居？是不是之間存在互別苗頭的意味，或反映了中原大學的成立就是要抵制東海大學，暗指東海大學不是一間信仰純正的基督教大學。
賈嘉美與蔣介石互動相當良好是眾所周知的。1952年，他在美成立自由中國基督教大學協會（Fre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 Association），與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完全沒有關係，或可說是對抗的關係。賈嘉美在台協助設立中原理工學院和基督書院主要經費來源都與前者有關，我們甚至懷疑賈嘉美的努力即是與具有普世教協背景的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相較勁。
張靜愚與賈嘉美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40年尹任先在重慶籌組聖光學校。尹任河南財政廳長時，張即擔任建設廳長；時在重慶，尹受命擔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張則當國民黨政府的稅務署長。尹籌建聖光學校獲得賈嘉美協助，張靜愚同時被邀請作董事長。尹與張兩人私交甚篤，尹沒有離開大陸， 聖光學校之後遷至蘇州，之後在中共政權底下，其命運也就不言而喻了。
到了台灣，張靜愚協助賈嘉美籌辦中原理工學院，做法和理想都與尹當年所做相似，可見受尹影響非常大，尹所創辦的聖光學校也邀請了不少黨國基督徒擔任董事。中原大學創校過程， 1963年畢業紀念冊清楚說明如下：
民國四十四年初美籍牧師賈嘉美（Rev. James R. Graham）先生倡議於台灣創設基督教大學邀集我國熱心教育之基督教友，鈕永建、張靜愚、瞿荊洲、郭克悌、吳從先、方子衛諸先生規畫籌度，縣市政府聞訊欣喜，爭相提供基地，以得本院敷設為榮，而中壢士紳吳鴻森、徐崇德諸先生競取尤力，遽割中壢鎮公所代管十三甲，益購私產七甲， 復舉公所舊業之崇樓一棟為贈，資以賈嘉美牧師在美所募款項，於是度地發土，糾匠庀才，營治經時，乃訖其工。
董事的結構從初期到後來之變化可以約略分作三方人士：黨國基督徒：紐永建、張靜愚、郭克悌、郭紫峻、吳永華、吳從先、呂耀謙、黃啟得、陶海亭、黎世芬、白培英；地方士紳：吳鴻森、徐從德、吳鴻麟；外籍傳教士：賈嘉美、賈培理（John T. Chappell）、柯理培（Rev. C. L. Chappell）、孫雅各（Rev. James Dickson）、丁曉亮（Dr. A. Donald）、莫爾（Mr. I. A. Moore）、戴紹曾、柯希能。從董事會名單看，黨國基督徒色彩清晰。一方面是與黨國關係緊密的基督徒和地方士紳，另一方面是在台外國傳教士。中原大學創校初期， 第一任（賈培理）和第二任（任福根，L. A. Lovegran）教務主任為外籍人士，可能意味建校之初與國外教會確實存在合作的關係（經費支持），賈嘉美仍保有一定主導性，這個問題可以再詳究。
中原大學歷任董事，不是出自張靜愚的基督徒友好圈，就是具備黨政背景。張靜愚中風後的董事會結構，更多像是他的後輩或家臣，張的勢力決定了中原大學人事，當然，董事會人事也都在他安排之下。著名的韓偉院長，是張摰友韓時俊的兒子，韓時俊亦是護教反共聯合會主要成員之一，曾是國際基甸會的會長，與張的經歷相當雷同，但韓時俊投入較多時間在信友堂。
東海大學董事會名單中，除了張靜愚，就沒有任何重疊之處，中原大學的校董名單，在賈嘉美走後，全部決定權就在張靜愚身上。儘管他離世多年，至今校董名單上仍可看見影響力，白培英、柯希能、史錫恩、邵遵瀾等，都算作是張生前關係密切的基督徒友人。
四、以基督教之名為黨國背書
周聯華當時在學術界算有些名氣， 除擔任東海大學董事，還差點當上校長，可是他從未在中原大學校董名單上，僅在1962至1964年間短暫擔任兩年共同科老師，教授宗教哲學。作為大家熟悉的基督教代表，他何以和中原大學只有短短兩年互動？是否與他「自由派」和「可疑政治身分」有關？還是因為與長老教會過從甚密？
張靜愚一面反共護教，一面促進高等教育工作，所謂高等教育，實為一種技術主義教育。因此我們可以解釋，中原大學一開始以「理工學院」起家，長久以來對人文或社會學科存在來自心理底層的抗拒，這說明政治正確下沒有含混或去價值判斷的理論或學科體系，正好符合反共的意識形態：不容模稜兩可。換言之，推動「科技」可以，人文或社會科學則免談。
任新舫對中原大學創立所做的描述非常有意思：
中美熱愛基督熱心教育之人士，鑒於無神論之唯物主義者──毛共匪幫竊據中國大陸之後，寶島台灣，成為自由中國反共抗俄之中心，億萬人民之燈塔，在「反攻大陸，復國建軍」之時代使命下，自由中國之高等教育，不僅急需培植「建國之科學人才」，更須陶鑄「反共之精神力量」；爰本基督愛人救世之精神，致力培育有志科學及工程之各項人才，儲為國家社會之用。因有應運而生之剏校建議。
上述言詞表現了反共與工程人才的 相容性，這不是受時代影響所致，而是基要派內在邏輯必然。中原大學歷任校長與黨政的良好關係也是不爭事實，御任後都到中央政府任職，謝明山、阮大年當了教育部政務次長，前後亦到東海大學擔任校長，尹士豪卸任後去行政院青輔會任主任委員、監察院委員。張光正沒擔任公職，但在校期間極力拉攏曾任公職的人士到校擔任各種形式職務，黨政關係為坐享其父所經營的，包括明新科技大學和實踐大學都有這些黨國大老的淵源在內。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黨國基督徒強調的護教與反共說法或做法看到矛盾，只有基要派自己看不到：以基督教之名，實為黨國或主義背書。
（文章轉載自：台灣教會公報 2015/06/03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