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慢到攏相同 新一代的台灣人」：記王甫昌研究員族群概念史演講
葉明叡／Emory University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日前，筆者去聽了王甫昌研究員主講的台灣「族群概念史」，1聽主持人引言才知道，這系列演講主題是「Why Taiwan?」，讓我想到2015年去多倫多大學參加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年會，Joseph Wong教授一開場就說，作為研究對象來說，台灣很無聊了（is boring）。看來某些學科的共同焦慮就是台灣為什麼重要。
王甫昌對此問題的回答我覺得很不錯，他說對他來說，他生長在台灣、是台灣人（我有點忘記確切用詞），研究台灣理所當然，不用什麼證成，我心裡非常贊同，這應該要是我們這代研究者面對整個英文學術殖民體系的基本態度（以及準備好面對未來中國政治夾帶學術入侵的基本態度）。扯遠了，回到演講主題，聽完覺得收穫豐富，補充了許多我以為理所當然但其實不清楚的歷史脈絡，心裡慶幸還好早上沒有一念之間決定多睡而不出門。
王甫昌研究的「族群概念史」，不同於「族群史」，不是要研究個別或多個族群（ethnic groups）本身的歷史，「族群概念史」是研究在特定脈絡下，「族群」此一概念是由誰建構、如何／為何建構、在何場域建構、如何使用等等，整個互動和變遷的歷史。王老師的研究，自然是在台灣脈絡之下的使用，時間軸大致從日本時代至西元2000年左右，在那之後的王老師說仍在建構和變化之中，還沒研究到。
一、四大族群論述起源
雖然大概知道族群概念是人為建構出來的，但我首先感到驚奇的是，今日我們熟悉的以「福佬、客家、原住民、外省」四個族群為基礎的「四大族群」論述，是1987年才正式出現。2我這代的學生，國中用的是最後的國立編譯館教科書，其中已經有「認識台灣：社會篇、歷史篇、地理篇」，要是沒記錯，四大族群之說應該是這版教材所傳授的知識。
一方面驚異於教科書的族群／國族想像建構威力，另方面是，沒想到是時間點是這麼近的事情，1987年才解嚴，兩年後鄭南榕因發行雜誌被圍捕自焚而亡，再過兩年，清大學生讀史明的書被判死刑，這些都是這麼近的事情，族群概念的建構竟然和這些大事都是差不多時間發生，對我們解嚴世代來說不提真的聯想不到。
第二件令人驚奇的事情，是最先建構並使用族群概念來進行政治動員的，其實是「外省人」，這一切源自於1971年「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王老師說，當時中國國民黨深知其反攻大陸神話破滅、法統失去代表性，不得不開放台灣人參與政治的機會，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啟用相比於過往的大量台籍出身人士（雖說大量，最高也不超過三分之一），俗稱「吹台青政策」。
然而，這樣的作為使得當時原本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中國各省籍人士感到深刻危機，認為長此以往民主化發展下去，在台灣沒有實質民眾基礎的各省代表會逐漸失去統治地位（筆者認為基本上就是殖民統治），因此主動塑造出「外省人」的弱勢族群形象，用以團結原本分歧的各省人士，要求民主化後的國會不應直選，而應採用「大陸代表制」，以保障「外省人」的優勢地位及「中國」的法統。
二、為了政治動員的族群論述
所以，王老師指出，族群政治訴求概念上，從原本強調的外省老兵概念，偷換到外省二代、再到所有外省人，弱勢的「外省人」被新黨、國民黨人建構出來（大概就是什麼「民進黨選上外省人都會被丟到淡水河」這種國民黨當年對台灣人做的事，或「中華民國要滅亡了」這種國民黨自己對中華民國做的事之類的這些說法的由來）。
相對應於此，1980年代其他族群，主要以福佬的黨外、民進黨為主，也使用族群概念來進行政治動員，也訴求了弱勢族群的概念。例如特別突顯出在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上，很明顯在行政、立法、司法各方面制度上的「外省代表」比例不義（基本上就是殖民統治），其他台灣人參與政治的機會極度被壓抑等。原本族裔上的福佬人就是被福佬人為主的黨外視為等同台灣人，但又由於這種福佬沙文主義過度強盛，也受到民進黨內客家人批判，故最後產生「四大族群」論述。當然，到今日很多時候講到「台語」，還是直接等同於福佬話，這其中仍有優勢族群的地位在，此由公視「台語」台之命名可見一斑。
到了1990年代，「四大族群」論述成為主流論述，3族群想像的邊界，也明確從秋海棠中國，變成台澎金馬台灣（中華民國實質統治範圍），族群之間的關係，也從過去明顯的上下階級關係，轉變為平等的關係（理想理論上）。
王甫昌老師的主要論點是，族群概念乃是基於為了政治動員需要而建構出的弱勢族群形象，以及不同社會政治團體之間的互動所致。這個時期的族群界定，不再以過去認為的祖先血緣文化來界定，而比較是社會位置的界定。例如原本「外省人」之間的省分是嚴格區分，廣東人和湖南人並沒有共同認同，是「外省人」概念把他們凝聚在一起；各地「福佬人」之間亦是如此。這些「族群」都是為了要在民主選舉中，能夠動員「族群投票」（同族的人投自己族候選人），所建構出來的。
三、2000年以後至今：四大族群論述的衰落？
但王甫昌觀察認為，隨著民主化，以及2000年以後兩度政黨論替，各族在政治制度上的權利已趨近相等，客家、原住民也在行政部門有特別部會，「四大族群」論述已經逐漸失去在政治動員或解釋上的效力。對此說法我個人是部分保留，或許對解嚴世代是如此，但其它很難說（例如，國民黨黃復興黨部覆蓋範圍內，有多少比例是非外省人不投？各地地方派系又如何看待族群概念？）。
王甫昌也說到，雖然現在政治制度上看似已經平等，但過去中國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思想在各層面所遺留的意識形態（基本上就是遺毒），仍深深影響今日的政治，這點我是相當同意。以上，大致上就是這場演講的內容。
在今天去聽之前，我本來想，說真的，對我們解嚴世代而言（以及至少不是眷村外省二代而言），族群的分類真的已經很不重要，我們面對的已經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處境：我們有共同的過去，民主自由平等；差別在要不要保護共同的未來，面對彼此，變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少壓迫、宰制，面對帝國，要守護我們的生活方式。在策略上、議題的優先順序上或有不同，但我們看到的是不分族群對此大方向的共同追求。
所以，到底「族群」的概念還有什麼重要？我覺得一個是「反省」的部分。一整代的人才剛長成，今天聽到的這些變遷，其實就是距今20-30年以內的事，我們要知道是怎麼走到今日的，以及整個「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怎麼從「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轉變到「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政治（也就是說，我認為人們越來越少使用「族群」的概念來想像共同體），這還是相當值得研究。4另一個重點在於，一整代的人還沒有升天，如王甫昌所言，當年建構出族群政治的世代，至今仍占據政經社高位，左右台灣政局，這些我們都還是要共同面對。
四、舊族群；新認同
我們若不是必須觀察分析族群概念史的研究者，每個人其實仍在參與創造與建構的過程之中，面對到新的認同政治，我目前認為，對內，我們彼此或許不要再使用舊族群論述，改以實質人們的社會位置來做理解生活處境中的宰制和壓迫，以此概念來檢視政治上需要改進之處，以追求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的生活。5這不表示要放棄追究過去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國家暴力和（某種意義上延續至今的）中國殖民主義，以「社會群體」來檢視，更能以不分族群的方式（繞開族群政治動員），完成轉型正義工程。
而對外部，我們僅需要有一個在國際「西伐利亞秩序」之下（Westphalian Order，指的是十七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形成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運作體系），某種凝聚主權國家的共同意識，能認同在這個民主自由的政治體之中，我們有相似的過去、生活方式，也要面對共同的未來即可；至於其他我們各自偏好的地方、民族、族群、文化、性別、宗教、家族認同，就隨各自發展吧，朝著多元、自由的國家邁進。
這對解嚴世代來說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畢竟我們也幾乎都快要不會講族語／母語了，哀傷的事實），難處在於要採用什麼形式或名稱，能與過去的族群稍微切斷關聯，避免各方人馬又繼續帶入新仇舊恨。
以上大致分享我目前粗淺的想法，面對中國擴張侵略、台灣社會不義的日日夜夜，反抗壓迫與宰制、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在國際層次甚至可能也不是我們台灣人能夠決定的，地緣政治詭譎多變、各種策略與國際制度的即時運用，我們所能掌握的也很有限，但最起碼的共同意識認同，是採行這些策略的必要條件。以前詹宏達幫陳水扁選市長時寫的歌，我覺得真的寫得很好：
先來慢到攏（都）相同，新一代的台灣人，希望就是咱，奮鬥毋通放（我們就是希望，不要停止奮鬥啊）。
民族主義延伸閱讀：
- 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
- 台灣與香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 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
- 什麼是「現狀」？台灣人視自己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 愛恨千年中國夢─評王飛凌《中華秩序》
- 為什麼西班牙跟加泰隆尼亞就不能和睦相處呢？
- 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
- “De courage, mon vieux, et encore de courage!” — 寫給Ben的一封信
- 高貴的鬱躁─《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推薦序
- 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註釋：
- 王甫昌，「台灣族群概念的內涵、崛起與轉變：概念史的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9年10月21日。 ↩
- 關於四大族群論述的發展，可進一步參考王甫昌老師2003年發表的專書《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群學）。 ↩
- 四大族群論述重要文獻列舉（引自王甫昌演講大綱內容）：1987年，張茂桂、蕭新煌「中國結與台灣結」；1988年，許世楷「台灣新憲法草案」；1993年，民主進步黨「多元融合的族群關係與文化」白皮書。 ↩
- 這只是我自己的粗淺觀察，還缺少依據和討論，總之，政治主張中的族群認同衝突，在當下似乎已經演變為民族認同衝突（主要為台灣vs.中國）。雖然許多的用詞、範疇、類別還是相同或相似，但這之中似乎有一個「族群→民族」的變化過程，與政黨輪替時機，還有中國政治經濟崛起以及對外擴張之時機有關。 ↩
- 類似Iris Young說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有關Young提出的壓迫、宰制和社會群體的概念，請參考1990年專書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年台灣有出繁體中譯本《正義與差異政治》（陳雅馨譯，商周）。 ↩
（文章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2019/10/31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