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敵國異族的打家劫舍──《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書摘之一
李禎祥
（原刊於2022/02/14）
前言：從人權史的視野來看，二二八既是一場大屠殺，也是一波大逃亡，兩者有緊密的因果關係。屠殺背後，是陳儀當局複雜的政治操作：製造和擴大誤解，除極力誇張本省人的暴行和外省人的災情外，更將當時國軍兩大敵人：日本人與共產黨，嫁接到台灣的抗爭民眾，並燃起中國民族主義的怒火，將國軍對日本人的仇恨，報復到台灣人身上。故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手段，處處可見對日軍暴行的模仿。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是二二八最重要而深隱的脈絡之一。
劫掠：二二八的第二大暴行
「劫掠」（財產權的剝奪）是國軍在二二八的第二大暴行，僅次於屠殺（生命權的剝奪），手段包括打劫、勒贖、騙財、謀財害命、殺人越貨等，足以寫成一本專書。和屠殺一樣的是，國軍的劫掠也是採取對付「敵國異族」（而非本國同胞）或「叛亂奸黨」的態度。
中國內戰和對日抗戰期間，國軍對平民財產權的剝奪，常用迂迴手段。國民黨藉統治優勢，主要岀以徵收（所謂三徵：徵糧、徵稅、徵丁）。1935年蔣介石入川剿共，發現「各縣地方財政，紊亂不堪。自軍事長官以下，縣長、徵收局長、團董、鄉長之流，莫不巧立名目，肆行搾取。每年田賦徵收，有七、八次至十餘次者；其他苛雜，尤不可勝數」。這是比較「正式」的巧立名目。
比較奸詐的巧立名目，要看民間史料。親歷行伍的作家王鼎鈞提到，某軍官找上一位財主，聲稱其樓房太高，妨礙砲兵射擊，要他拆掉一半。財主請他移砲，軍官說要另修陣地，但上頭不肯給經費，財主聽了只好出錢。又某軍官對一位鄉紳打開地圖，說奉命在這裡挖戰壕。鄉紳一看，那地方是他家祖墳，希望工程改道。軍官說：「說好辦也好辦，說難辦也難辦」。當然，軍官又撈到一筆橫財。
國軍打劫民宅之例也有，但除非惡軍敗戰（如湯恩伯軍隊）或視民如仇，一般較不搶錢。主要原因，就是國軍視百姓為同胞、中國人，而且打仗需要百姓照應，不能跟土匪一樣，把事情做絕。
土匪兵劫掠的各種花樣
然而國軍在二二八的劫掠，不僅跟土匪一樣，甚至比土匪更多花樣。在許多案例中，軍警會利用「無差別屠殺」進行「無差別搶劫」，以高雄為例，3月6日要塞軍隊下山，「有不少士兵在鹽埕區搶劫銀樓、鐘錶行，並於行搶中殺死不少無辜百姓」。開鐘錶店的張萬作說，「他們搶，是整條街的搶。鹽埕區當時最熱鬧，沒有一條街不被搶；七賢路、大公路被搶的很多」。
或挨家挨戶搜查同時打劫。台北的張純三說，他家附近的雙城街5巷和7巷一帶有台電的宿舍，三更半夜兵仔闖入，將住戶押走，「整批人拖出去，貴重衣物一件件剝，每個人都被剝個精光，只穿一條內褲回來」。
或上門抓人同時搜刮錢財，如3月19日基隆國軍抓走台北工業學校學生蘇仁正。其姊蘇梨香說：「兵仔一踏進家門，馬上拿著大布袋將保險庫中的金錢財物，一把一把的往袋子裡裝…（人掠走後）還來向我們騙錢，說拿60萬可以換回弟弟。」蘇家救人心切，向左鄰右舍借錢湊款，蘇仁正仍遇害。
有些殺人之後，還去喪家抄家，如雲林的許松智說，其兄許鳳儀遇害後，「暝時兵仔、警察常來家裡抄…兵仔拿著裝有槍尾刀的槍，穿著骯髒的鞋就爬上床去，隨便亂抄；抄還不打緊，看到東西就拿走，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而在宜蘭，國軍殺害陳成岳後，又到陳家洗劫，「那晚，阮厝真多骨董，有龍銀、字畫、相機、地毯、衣裳…都全部洗劫一空；沒拿走的，他們就毀壞…算算也有千萬元以上的價值」。高雄林界被捕後，一位軍官聲稱可找人救他，藉此向家屬騙錢，然林界仍遇難。停棺期間，該軍官又持槍登門，恐嚇家屬：「人死了我也要錢，不然給你們好看！」
還有很多花錢買命的例子。著名的受害者包括省參議員劉闊才和國民參政員林宗賢，兩人有一個共同的涉嫌收賄者：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另外，大同鐵工廠廠長林挺生、《全民日報》社長林子畏分別被勒索黃金200兩；該廠職員歐陽可亮、該報總編輯馬銳籌分別被綁架勒贖100兩，勒索（贖）者即警總第二處副處長姚虎臣。
也有很多花錢買不到命的例子。其中「南港八屍」之一的周淵過家，境遇格外悲慘。周家被憲四團的兵闖入洗劫，「金子鈔票全都拿走」，並帶走周淵過。周母四處尋人找屍，光是淡水河邊，就找了不只300具屍體。而憲兵仍騙周母，說她兒子還活著，周母不得不四處借錢送去，冀有一絲希望。當一切希望落空後，周母每天哭泣，哭到眼瞎，最後帶病帶瘋死去。
「多重劫掠」和「殺人越貨」
嘉義木材商林登科家所受的「多重劫掠」也令人心驚。戰後國軍進入嘉義，林家先後兩次，各被勒索20萬元，皆得逞；第三次是二二八期間，林不肯給，即被帶走。兵仔並翻箱倒櫃，「所有好的西裝、領帶、布料、金子、錶、項鍊、錢等等都拿走」。隔天又來勒索20萬元，誑稱明天放人。林妻救夫心切，當場籌足錢數給他們帶走。孰料再隔一天，另一單位又來勒索20萬元。林家為了救人，還是給了他們。一星期後，家屬才知林已遇害。領屍時，發現他的衣服與手錶全被剝走。
類似林登科，死後身上財物被搜刮之例甚多。有些姓名可考，如基隆的郭守義、陳朝輝、林清泉、陳金水；台北的蘇嵩源、陳進順；嘉義的陳復志、宜蘭的張雲昌、陳兆震等。家屬收屍時，發現他們身上錢財，如戒指、手錶、皮鞋、西裝、外套等全都不見。可以想見他們遇害前，曾被喝令脫掉衣鞋、交出錢物，或在死後被扒走。
有些姓名無從查考，但留下目擊記錄。基隆的楊芳雄說：「我曾經看過用板車，整車疊著屍體，不知道拖到什麼地方去。死的都是男的，印象最深的是全身只穿一件內褲。」彭孟緝軍隊在高雄市政府屠殺過後，開始放火燒屍。死裡逃生的許國雄說：「這些軍人很狠，人都被射殺死了，他們還不放過，隨即前去搜身，連燒屍都不放過。屍首身上的手錶、戒指，甚至有人連衣服都剝下來。」
嘉義羅朝海家的案例，在二二八相當特殊。因為國軍是「殺人、放火、打劫」三罪齊犯。3月5日，國軍進入水上鄉三和村的羅家，放火燒厝。朝海父親羅擇、叔叔羅樹根擔水救火，都被打死；嬸嬸亦被槍傷。國軍在羅家翻箱倒櫃，值錢東西搜刮一空後，發現朝海母親躲在床下，又將她拖出來，命其舉手下跪，盡劫其身上財物。朝海雖躲過一劫，仍出外逃亡兩個月才敢回家。
被默許縱容的戰爭手段
國軍無法無天的劫掠，因為案例和花樣太多，頗具普遍性，顯然不是單純的土匪行動，而是一種戰爭現象或戰爭手段，和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的劫掠有共同的動機。一位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外籍人士指出，勝利的皇軍應有酬勞，酬勞包括隨意擄掠。國軍與日軍，都以劫掠取得不義之財（酬勞），手段也都泯滅人性（雖然程度不同）。這是因為兩軍都視被劫掠者為「敵國異族」（國軍對台灣更有「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卑視），因此下手特別無情。當然，無論國軍或日軍，其劫掠都得到上級長官的默許和縱容；否則只要稍祭軍紀，不可能如此無度。
不過，國軍的劫掠也可放在「官軍之亂」的角度來檢視。官軍藉「平叛」之名大肆劫掠，在中國司空見慣，許多案例更似土匪或更甚土匪，極端案例則宛如標榜仁義道德的超級土匪，例如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湘軍。該軍對南京（太平天國首都）血洗焚掠之慘酷，並不亞於日軍對南京（中華民國首都）的大屠殺。
國民政府時代，蔣介石針對國軍軍紀之敗壞，曾在黃山整軍預備會議上痛陳：
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你們要知道：現在一般聯合國已經看我們軍隊不是軍隊，看我們軍人不是軍人，看我們軍事機關更不是機關了。由於我們自身種種腐敗缺點的暴露，可以說他們到了現在，已經根本沒有把我們中國放在眼裡！
國軍搶飽搶滿，檔案一字不提
戰後國民黨的肅奸政策，以及對台灣、華南、華東、東北等日本佔領區的劫收惡習，也可能影響二二八的劫掠。《懲治漢奸條例》規定14項可以沒收財產的罪名，其中前兩項「圖謀反抗本國者」、「圖謀擾亂治安者」在二二八是常見的指控。無論是沒收「漢奸」財產或劫收「敵偽」資產，都在戰後造成一種劫掠風潮，只要被劫掠者和日本、漢奸掛上邊，其財產權就可能不保。
綜上所述，國軍在二二八的劫掠，或係對鎮壓敵國異族的功勞犒賞，或發揮中國官兵「靠戰爭發財」的野蠻法則，或是對肅奸、劫收的模仿或翻版，或是對「以德報怨」政策（包括放棄向日本索賠）的反彈與報復，容有不同解讀。但有兩點可以確定：一、由於手段邪惡殘酷，背後多少有民族主義的仇恨心理催化之；直白的說，台灣人不僅被當成漢奸、日本人來殺；也被當成漢奸、日本人來搶。二、由於案例遍及各地，背後至少有各鎮壓部隊的共識——如果不是共謀的話。
特別指出的是，不同於屠殺，劫掠有「不可掩飾性」和「不可辯解性」的特色。國軍對其屠殺行為，雖盡可能掩飾（如數字作假）和辯解（如被動還擊），至少還承認殺了人；但劫掠百姓則絕對不著一字、不提一語。因為劫掠百姓是主動犯意和嚴重犯行，可使美化鎮壓的種種謊言須臾破滅。因此官方檔案掩蓋無跡，學界也未深入研究。
※ 本文摘自《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第二章「操作誤解與虐殺報復」，頁132-144。該書由玉山社出版。
（文章轉載自：上報 2022/02/14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