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下行列車
高英傑
父親被捕的那年（1952）九月初，我和十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四十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經過一年修業，可以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四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學校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的報告，如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也時時刻刻公佈。因為父親案件也列其中，師生對我異樣的眼光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使我了解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的欺辱和排斥。（編按，高英傑1940年5月生，此時滿12歲。）
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了。就在嚴禁說日語的規定之下，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還是大膽地說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歌，在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一年多的父親。（按，高一生1952年9月10日被逮捕，當時關押中。）
學校有一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能夠和她一樣能拉小提琴多好呀！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二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的狀況在了解上還有一段距離。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星期天的行事，藉此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希望最後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1961年我從台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雖然無法在家鄉服務，但假日回部落時候，感覺是不一樣了，開始得到許多父老接納與關心，排斥過我的同年齡階層的人也改變了原有的態度。村裡比較正直而膽大的客家人，直接說父親是無辜的、被陷害的，這種人在威權統治的時代少之又少，而且相當冒險。這時官方及學校還相當限制我和三弟英輝（按，高英輝神父，1942-1994）的行動及言論，但台灣的大環境似乎有風雨欲來氣候改變的跡象了。
1983年在學校的聚會裡，從外地作客的外省校長，當著來賓和原住民及教師面前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座的賓客大都知道我是高一生兒子，而且還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場面非常尷尬。我告訴他說，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回答說日治時代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
這事後，我和三弟英輝開始蒐集父親的有關資料，台北的陳素貞老師正好開始作田野調查工作，從那裡取得父親畢業名冊一紙，詳細記載入學和畢業年度無誤。後來影印寄給教育界同仁，讓動不動就說我是某某大學畢業、某某師範畢業，證件戰亂中遺失的人士做些參考吧！接著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台灣百年人物誌──高山船長高一生》時，從台南師範又取得父親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入學願及其他珍貴資料，對父親求學的情形有了更深的了解。
父親大正五年（1916）進入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達邦蕃童教育所，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四年級入學，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畢業，同年四月十四日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五年、演習科一年，昭和五年（1930）年四月畢業，共讀了六年，隨即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從父親僅留的一本手冊及三本遺失的《潦倒時代手記》（どん底時代の手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想像得出，父親在日治時代十六年當中，扮演鄒族人、日本巡查、教育所教師等三種角色是多困難的事。那時候，內有大哥英生（Hideo）罹患腎臟病，情況時好時壞，還要照顧大批親戚及食客，外有部落文化與行政體系的衝突，加上部落人對破除迷信及廢除家屋葬等工作態度消極，父親都處於兩難的困境。就戰後參加二二八事件、勸導族人前往新美、茶山等地移民的事，加上高山族自治縣構想和聯絡，相信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與挫折。我真的想像不到在極度繁忙當中的父親，還寫了多首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等歌曲，在兒女面前和母親合唱〈荒城之月〉、〈月之沙漠〉、〈海濱之歌〉等歌，祥和的態度，自然的神情，真的想像不到當時心神煎熬的他，能夠這麼堅強。當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回憶充滿我心中，懷念！懷念父親，好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想到列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和汽笛聲響中，慢慢消失在眼前…………。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7/04/17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