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
吳俊瑩
這是我第二次在周婉窈老師的安排下，前往部落參訪。頭一回是2011年最後一天，到清流感受賽德克族人過新曆年，迎接2012年的氣氛，這回則是前往北鄒的達邦與特富野部落（主要多在達邦活動）。兩次師生們的部落之旅能夠成行，多賴周老師認識的原住民朋友們大力幫忙，這回這次麻煩最多的，是鄒族族人高英傑老師。[1]
我們這次部落見學之旅的梗概，請參考同行的夥伴周韋綺學妹這篇讀來餘韻不息的〈北鄒部落尋訪紀行〉。以下，我想分享在這趟部落學習之旅中，三件令我個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高英傑老師跟我們說的。高老師談到父親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如何被當局以組織性的暴力結構，扭曲他在部落的人格與形象——在短短的三天兩夜部落之旅，我感受到這個影響延續至今。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等遭國民黨政府當局在嘉義，以「貪污」罪名逮捕的當晚，嘉義縣長林金生便率員在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污職」（おしょく，貪污）的「罪狀」後，高英傑老師當時才十餘歲，仍記得當時林金生在昏暗的油燈下，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們說「高鄕〔長〕があなたたちのお金をどろぼうした。」（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成員們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根據檔案，嘉義縣政府、吳鳳鄉治安指揮所和縣警局，組成三個「宣撫」小組，分赴達邦、樂野、來吉、里佳、山美、新美等部落進行宣傳，各村村長鄉民代表及村民，並聯名具文呈請政府對「貪污不法，剝削鄉民」的高一生，嚴予懲辦。[2]儘管仍有少數族人相信高一生絕對沒有貪污，如高老師對我們所說，當時里佳村（今鄒族里佳部落）村長與鄰長們不願配合在當局抹黑高一生的陳請書上蓋章，跑到楠梓仙溪捕魚迴避；達邦一帶的福佬與客家人瞭解他們，曾跟高英傑老師說過，他們相信高一生沒有罪，在精神上鼓勵高家。而且「貪污」並不是高一生給當時外面嘉南一帶知識青年的印象，反而早有人視此為政治案件。[3]但「山地惡霸」──語出彭孟緝上給參謀總長周至柔的簽呈──的形象，卻悄悄地在部落中滋長蔓延，難以拭去。
在此，容我岔出在達邦的見學心得，以此為引，嘗試由政府檔案說明統治者如何動用國家機器，將高一生塑造成為部落「公敵」的過程。在此，我之所以可以放聲直言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人格抹殺行動，理由在於當局在逮捕高一生三個月前的6月10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對這位在當局眼中「于地方擁有部分實力，向為山胞信賴」的高一生，如何在逮捕後不致於影響部落民情與行政推進，擬出一整套完整的「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鉅細靡遺。7月4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吳國楨對此批示：「照辦。惟須派幹員前往主持一切，妥慎辦理。」[4]行動開始前，吳國楨特別叮囑得派「幹員」，因為這次要對付的，是在山地擁有一定聲望與勢力的高一生。
這份由保安處第三科簽至省主席兼司令核示的行動辦法，[5]其中「已決定之行動部份」，即要求該部吳鳳治安指揮所（案：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山地治安指揮所）及嘉義縣政府山地室準備資料，「視情況必要時，將高一生等犯罪行為，曉示山胞」。[6]在「本案行動步驟」上，以政府召集會議名義，將高一生等誘至嘉義逮捕後，隨即保安司令部準備日文宣傳品「揭發高等貪污罪行」，同時「由吳鳳治安指揮所運用反對高、杜（案：杜孝生）之山地青年，赴該鄉各山地村作口頭宣傳」。簽呈最後是對此次行動的「反响研判」，官方認為除達邦外，來吉、樂野、新美各村對高已趨反對，「本案行動若能予以適洽之宣傳，使山胞了解高等之罪惡，則不致發生任何問題」。[7]
9月1日，保三科連傳單稿都已擬妥，內簽時雖表示在案情未訊明前，不便以佈告或文件做正面（案：指公開之意）宣傳，但「擬交吳鳳治安指揮所適時分發」。因此當局能夠在高一生被捕後即刻撒出宣傳網，其來有自，早就準備妥當。其中傳單擬稿，除華文外，另有日文版，足見當局知曉須用日文方能在部落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這份傳單擬稿，長度不算短，稱不上簡潔扼要，故我並不能確定是否就是前述高英傑老師提到分發部落的傳單。但這份經吳國楨批「可」的擬稿，我們將其視為宣傳的主調，雖不中亦不遠矣。茲摘錄部分內容於下（底線與標點為筆者所加）：[8]
親愛的吳鳳鄉全体父老兄弟姊妹們：
今天我們以沈痛的心情，來向大家報告一件消息：……政府為顧念大家生活痛苦，求得每一個人的家庭幸福，曾用了無數心血和大量金錢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想不到本鄉鄉長高一生不顧天良，存心欺瞞全鄉同胞，勾結部下把政府歷年撥歸本鄉的大量建設金錢，用卑污惡毒的手段從中霸佔，使原來應該分給全體同胞享受的利益，統統落到他們幾個人的私囊……
現在高一生和他不法的部屬們的罪行，已被本鄉大多數公平正直的同胞揭穿和檢舉，他們的作惡罪行都有了充分的證據……而且犯罪的人若不是罪大惡極，政府絕不會執之以法的……今後……一發現貪污的事情，要破除情面，不怕惡勢力，馬上報告，政府一定會公正的處理，將惡人治以應得之罪……
綜觀該份傳單的重點在於指責高一生「假公濟私」、「貪污肥己」，將其塑造為侵害「我們本鄉同胞的公共敵人」──「阻礙山地生活的進步，造成了他們個人生活的優越」，最後並逐一臚列高一生等「作惡事實」，而每一條幾乎就是構成日後判決書的犯罪「事實」。[9]
非常明顯地，向部落宣傳高一生的一切罪狀，是一場經過事前策劃的縝密行動。請讀者留意：此時高一生人都還沒被抓，就已經預先好要如何裂解其在部落族人心中的地位。連「形式」上的軍法審判都還沒開始前，已先確認高一生的「罪行」，常識性的說法，叫做「有罪認定」、「未審先判」，逕自向族人「宣判」高一生有罪了。這叫人如何相信後來的軍法審判，指控高一生的貪污罪名，不正是照著羅織好的劇本在法庭上演呢！縱使有罪（假設語氣），還得由黨國控制的國家機器出面鼓動輿論，扭轉認知，此種前近代式對個人進行社會性制裁的手段，發生在當時號稱已經行憲的國家裡，何其諷刺。今日想起來，統治者預謀成套的行動策略，將個別的國民，抹成罪有應得，成為部落記憶的一部分，代代相傳，更教人不寒而慄。
但當局的人格抹殺行動，並不隨著高一生的消逝而結束。[10]1954年4月17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高一生等六名在臺北縣新店安坑刑場執行死刑，在槍決前的訊問筆錄，高一生交代最後遺言：「一、妻不得再出嫁，須管教小孩；二、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屬，實欠管理；三、子女要集中幫忙母親耕農，不要止學；四、請政府將他們屍體火葬後，直接請政府送給他們家屬，不要再由他們家屬來領回」。[11]
高一生等人處決前一日，位在嘉義奮起湖的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指揮官林金生、副指揮官涂璋，對槍決高一生等人後，為防止「不意事件」發生，已先做了事前布置與事後防範工作。對家屬領回骨灰一事，安排達邦派出所通知家屬先到嘉義，但在山中部落不宣布下山緣由，目的在將家屬支離部落，續由指揮所與警察局各派一員陪同家屬赴臺北領取骨灰，並要求「事前絕對守密」。[12]然而在骨灰運回部落前，指揮所掛慮倘同時宣布其罪行，「易使山胞觸傷情，激起不良反應」，當4月20日高一生遺體由妻子領回在臺北市火化時，[13]同日涂璋率該所與嘉義縣府人員，已由達邦經里佳、山美、新美等地，派員前往各部落進行名為宣撫，實為「注射」（tsù-siā）的預防性宣傳工作，將其罪行先期公諸族人，疏離部落居民間的情感。技巧上，為避免刺激，特別指示宣撫時，應「特舉叛亂與及剝削民眾等罪行，為人民所共棄，國法所不容，以提高山胞對剝削其利益者為可誅」，先以迂迴的方式，將高一生侵吞了族人共同利益進行連結；嗣而宣布該犯不法事實時，應證「罪有應得」。[14]
難怪，高一生的遭遇，對家族而言，高英傑老師形容是一場「極大災難」。[15]當局以此汙名化的手段，讓家人承受了無比的社會壓力，不得不自我掩飾。高一生的妻子春子，娘家日本姓為湯川，戰後改漢名為高春芳，但高英傑老師的家人如么妹高美英，在寫給母親的書信，信封上都不敢寫「高春芳」，而寫「湯春芳」，是為了避免被同學發現是鄒族高家的人。高英傑老師跟我們說得更白，他說這是顧慮到外人認為「高家不是好人」，對外改叫姓「湯」，目的是在避人耳目。
第二件事，是高英傑老師的姊姊高菊花（Kikuko Yatauyungana）女士跟我們分享的故事。高菊花女士住在我們落腳的民宿「給巴娜」（Keyupana）的前頭，在部落道路旁較高的駁坎上，這裡是高一生的老家，高英傑老師也在這裡出生，雖幾經修整，還見得著日式平房的味道。據高菊花女士對我們說，她從臺北士林搬回嘉義達邦已經八年了，覺得這裡氣候很好，原本微恙的身體，漸漸好轉。高女士的舉止與裝扮，並不因我們來，而有特別的準備。高女士的課程原是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但我們第一天在部落與民宿間來來去去時，就已先跟高女士有過照面，高女士的穿著與整體給人的感覺，讓人充分感受到高女士在日本時代所受的教養。
高女士從小在家就是說日語，相較於族語和華語，這是她最運用自如的語言。當天高女士在為我們講課時，周老師也是希望高女士能用日語表達，高英傑先生在場代為口譯。由於我們行前多少做了功課，約略知曉高一生的生平，知道他是日本政府刻意培養造就，且高度日化的原住民精英，因此師生們的許多提問，經常是圍繞著高家如何看待族群自身的傳統文化。例如高一生有沒有穿過鄒族傳統服飾？有沒有參加傳統祭典？家裡用什麼語言溝通？高菊花與高英傑兩位老師都提到，在家他們都是說日語，是「國語家庭」；不過，高英傑先生進一步告訴我們，他在學校為了融入同儕，跟同學說的是族語，所以他也懂得鄒語。
在高女士的講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當過歌手的她，竟說「唱歌不是我自己喜歡的」。高女士說得很坦白，唱歌只是為了面對父親不在的家計問題，「唱歌賺錢比較快」，道出了無比心酸。高女士年輕時，曾登上第七艦隊的母艦上表演，也曾經在美軍俱樂部中駐唱。當我們問起高女士是如何學習音樂時，她說是利用父親高一生留下來的唱片與歌譜自學，父親也曾教過她彈點鋼琴——真是富有音樂細胞的家庭。另外，還有一個小故事是，高女士人雖在達邦，但小時候的一次經驗，讓她日後不太會到鄒族的傳統會所庫巴（kuba）。她說小時候她也曾穿著木屐，到會所去玩，當時頭骨都還放在敵首籠裡。有次她跟警部的兒子一起到庫巴，手還摸了敵首籠，當時頭目很生氣，不過她聽不懂頭目在說什麼，後來父親知道了則是非常生氣。這次經驗，讓她到現在也不太會到庫巴去。
第三件事，是我個人的觀察，也可說是同行的夥伴們的集體共感。那就是在臺、日的臺灣史學界逐漸重視高一生其人其事時，部落對高一生的集體記憶似乎仍是暫留於過去。我們到訪時，達邦國小正在整建，臨時搭蓋的組合屋教室外，掛著許多關於鄒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解說圖畫與文字，高一生並不在介紹之列。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達邦遊客中心」，原是日警宿舍，戰後曾是吳鳳鄉（後改稱阿里山鄉）首任鄉長高一生的官舍，帶我們前去尋訪的高英傑老師，儘管兒時的記憶曾寄託於此，但高老師與這幢日式建築的互動，卻讓我感覺到熟悉中卻又帶著距離感。同時，無論是國家公園的網站，或是現場的解說牌，關於這棟歷史建築的介紹，高一生也是不在場的。與部落族人閒聊的過程間，有長輩知道我們的到訪的緣由與安排後，對我們以高家為導向（oriented）的學習之旅，善意地提醒我們這不是鄒族的全部。當下的我，頷首以對，卻也領略到了弦外之音——族人對高一生的認知與評價依舊是分歧的。高一生在日本時代挾帶著國家權威，要使族人走入現代生活，放棄傳統，強硬地推行許多改變生活習慣，甚至是信仰層次的變革。據部落長者回憶，高一生為了改革室內葬的風俗，常常趁著某些家人上山工作時，帶領青年團員將墓葬遷移到戶外，曾引起族人強大的反彈，甚至有族人想要以佩刀刺殺高一生。[16]
就現在的觀點而言，現代生活仍保有室內葬習俗，是十分難以想像之事，但就歷史記憶而言，問題或許不在葬式問題上，而是高一生給人的強勢印象，植根於族人的記憶之中，加上後來遭遇白色恐怖，當局將高一生抹黑為「山地惡霸」，兩相加乘後，復以訊息傳播管道幾乎由執政者獨占的情形下，高一生很長一段時間，無法以他植根於土地而綻放出的音樂創作，以及對當今原住民族自治前途方向的啟示，留存於族人記憶裡。這些理當正面看待的文化資產，硬是被擠到邊緣。高一生留給部落族人，甚至是整個臺灣，在文化上、生活上，甚至是概念上的正面遺產，隨之飄零散落，少人聞問。這種在逮捕同時進行人格摧毀行動，將部落精英在一夕間剷除的做法，一氣呵成，著實令人心驚。
此行能夠順利成行，要感謝祖靈。2012年11月9日，我們師生一行十六人浩浩蕩蕩，搭上八點往嘉義的高鐵，準備展開等待了二個多月的達邦部落參訪之旅。這趟參訪，原訂暑假八月啟程，屢因颱風、大雨，公路遇雨易坍，遲遲未能成行，一再延後。所幸在十一月秋高氣爽時節，順利出發。但當我們車抵阿里山公路「觸口」段時，依舊可見邊坡崩塌後觸目驚心的景象。只要這裡一坍方，就上不了阿里山，也就到不了達邦與特富野。據司機先生表示，今天以前，公路總局仍在進行定時放行的交通管制。
最後則要感謝周老師的帶領，以及高英傑為我們規劃這趟旅程，期間高老師打點我們食宿、陪我們在部落巡禮，還奔波於嘉義市區與阿里山，備極辛苦；高菊花女士、高德生先生與我們分享了鄒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民宿主人安力行先生陪著我們翻過山頭，步行前往特富野，儘管揮汗如雨，遠眺陽光灑在達邦部落的全景時，頓時疲憊全消；摩俄‧吾茲那牧師與達邦教會的教友們，讓我初次主日禮拜的體驗，是如此的美好與愉悅。達邦教會屬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全名為「鄒族區會達邦教會」。走進禮拜堂，長老教會2012-2013年的宣教主題「疼惜國家台灣，遍傳基督福音」，便掛在會眾面向十字架的右側，十分醒目。附帶一提，禮拜時，我在桌子的抽屜無意瞥見，應當是上週（11月4日）教友未及帶走、編號41期〈達邦教會週報〉，上頭的「教會消息」記著：「11/11下週主日，高英傑老師帶領18位青年來鄒族參加生活體驗營，也將參加本會主日禮拜，一起享用愛餐」。看到，只能用感動來形容，也是這趟旅程的完美句點。
附記：本文在資料查找方向上，要特別感謝學長陳中禹的慷慨指點，以及李靜慧、廖希正兩位學弟妹提供見學時部分錄音檔與打字稿，著實感謝。
版主附言：這篇文章的舊照片由鍾逸人先生和高英傑先生提供，在此致上深謝之意，也祝祈鍾先生手術後康復順利。鍾逸人先生借我照片掃瞄，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沒想到能配合這篇文章正式刊出。蔣介石召見高一生在1951年3月12日，蔣方良到達邦訪問在同年4月6日，約一年半後高一生就被逮捕（1952年9月10日），1954年4月17日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同時被處決。這些舊照片有蔣介石、蔣經國、蔣方良，實際上蔣宋美齡也接見過高菊花，真是「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再對照這篇文章所整理出的高一生「獵捕」計畫和人格謀殺的操作，令人不寒而慄。但願我們能永遠擺脫「趙孟能貴能賤」的獨裁威權差序社會，為春之佐保姬的來臨，備好她的路。（周婉窈 2013/01/25）
[1] 不過，周老師在私底下或是公開的場合上，對賽德克族人郭明正（Dakis Pawan）常以「老師」稱之，鄒族的高英傑老師也不例外。周老師曾自承「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學習這塊土地的歷史，是個人極大的幸運」。我們每趟部落行，也都是在向諸位原住民老師們，謙遜地學習我們所不知、內涵極為豐富的臺灣「山」之歷史。周婉窈，〈序：英雄、英雄崇拜及其反命題〉，郭明正，《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8。
[2] 〈彭孟緝致國防部軍法局簽呈〉，41年10月2日（41）安備字第1430號。轉引自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356。以下所引檔案，讀者若有興趣，可至檔案管理局查閱。
[3] 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342-344。
[4] 「簽呈」，41年6月10日於保三科，《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5] 依照1951年11月1日國防部公布的「臺灣省保安司令組織規程」，該部設有政治部、辦公室、保安處、督察處、軍法處、總務處等六個幕僚單位。其中，保安處負責情報、肅奸防諜、治安、行動、偵訊、羈押管理、特別警衛、特殊份子考管、管訓部隊之指導。保安處是該部重點業務單位，也是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主要情治單位。註釋4所引材料，註明簽自「保三科」，依上述業務執掌與分科辦事推斷，保三科應是「保安處第三科」簡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臺北：編者，出版年不詳），頁26。但從本書內容所敘與統計表判斷，本書應出版於1957年前後。
[6] 向族人曉示高一生犯行的做法，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於3月27日就已列為「預先準備事項」，開始醞釀。參見「簽呈」，41年3月27日於保安處，《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7] 「簽呈」，41年6月10日於保三科。
[8] 傳單內容詳見：「簽呈」，41年9月1日於保三科，《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9] 判決書參見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臺北：國史館，2008），頁981-996。
[10] 在此提供一份資料供讀者參考，根據保安司令部的內部資料顯示，自1949年9月至1957年8月的審結案件統計，軍法處八年間共審理「叛亂」（1,751）暨「違反檢肅匪諜條例」（360）共2,111件，佔所有案件的27.9%。兩項罪名人犯計6,291名，占所有人犯數的41.8%。所有案別遭科處死刑的總數為911人，但其中光是「叛亂」罪遭判處死刑者便高達818人。又，該部對軍法之效能的自我評價，認為「無不有相當之績效」。周至柔、李立柏等纂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八年工作概況》（臺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編印，1957），「附表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六年八月份審結案件統計表」、「結論」（本書無頁碼）。
[11] 本文所引為槍決前訊問筆錄的初稿，是未經謄抄摘錄的版本，內容較多，但字體較草，相較由高一生等捺印指紋、監刑檢察官李光業簽名的正式訊問筆錄，僅有「妻子不要再嫁，須管教小孩，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屬」等語，後者顯然經過修正。筆錄的初稿，原係以何鳳嬌所編湯守仁案史料彙編的黑白檔案為本，難以確認訊問筆錄第三點中是「上」或「止」字，舊文曾予並列呈現，然兩者意思相反。然現觀彩色檔案，應為「止」字。又此筆錄為現場書記官所做，故第四點為筆錄者的口吻。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61、958。
[12] 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48。
[13] 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65。
[14] 「為呈報高匪一生等處決後本所措施及一般情形由」，（43）嘉義字第884號。「湯守仁等叛亂」，《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檔號：45/276.11/9122.92。
[15] 高英傑，〈基烏巴那的回憶（片段）〉，未刊稿，頁6。此份資料為高老師於此次部落課程時自費印製給我們的講義。
[16] 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的傳記》（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48。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3/01/25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