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人權一線牽──悼念人權民主的拓荒者江鵬堅
黃文雄
（原刊於《自由時報》2000年12月30日）
「椪柑」竟然「轉去」了。雖然同樣擔任過兩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他可比我還年輕幾歲，怎麼可以比我早走？這幾年自己的身體不太好，流亡海外享盡好山好水時所累積的健康資本消耗得很快。看到又有一位改革者輸了「壽命競賽」，而反動勢力卻似乎個個善於養生，不禁為之驚心。（編按：椪柑，江鵬堅的綽號；1940/4/25-2000/12/15）
第一次和「椪柑」見面，是一九九六年我已經秘密回國卻還在地下的時候。在海外流浪了三十二年，本來想好好遊遍全國才公開現身的，但是已經臥床數年的母親看到我一再秘密進出家裡，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只是偷偷回來看她，而不是想定居下來。為了安她的心，不得不開始籌劃現身記者會的事。
我用自己的方式回國，本來就存心要挑戰國安法，而且一開始籌備記者會，知道我回來的人一定會增加，如果消息洩漏出去，政府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記者會如期召開的話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我開始考慮找兩位律師幫忙的事。我找的就是「椪柑」和邱晃泉。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找他們是因為「椪柑」是台權會的第一、二任會長，而晃泉是連任三次的現任會長。不能說沒有這個考慮，但也不全然如此。我挑晃泉，還是因為聽到海外來看我的社運年輕朋友說過，只要有示威遊行，你如果仔細觀察，總會在背景裡看到一位英國回來的律師默默的站在那裡，像是一個改革運動的保護天使（guardian angel）。我挑「椪柑」，還因為這位江鵬堅是危險政治環境中的民進黨創黨主席，而且也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矢志「一屆立委，終身黨外」的政治人物。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我一向對有點「九怪」的人有偏好。這大概和我的流亡經驗不無關係。我旅居數國，流亡得安全寫意，除了國際社運朋友的照顧之外，還受過不少「九怪」的人權律師（包括一位法官）和政界中人的掩護。
還有一個錯誤的理由。也許和流亡經驗有關，我考慮事情時習慣同時向兩個方向思考。第一個方向是「如果是這個那個可能性的話，會如何如何？」的顧慮（英文叫 what-ifs）。可是顧慮太多的話，會有下不了決心的危險，所以必須也要有「那又怎樣？」（英文叫 so-whats）的逆向思考。聽人意見的時候，我也喜歡同時各找偏向這個或那個方向的人。我原來以為晃泉會偏向 what-ifs，「椪柑」會偏向so-whats。開起秘密策略會議來，才知道正好相反。但「椪柑」緣自他的「劍招論」的思慮周詳，加上晃泉富於創意的逆向思考，絕對是一流的搭配。那個現身記者會的籌劃太成功了，國民黨政府完全措手不及，我們的沙盤推演因此完全派不上用場，現在想起來還情難自禁的有點遺憾。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我對「椪柑」開始有比較深的了解。譬如說，記者會後是一連串的拜會和不斷的媒體追逐。不到兩天，我就煩了；找到吃台灣小吃吃壞了肚子的藉口，謝絕各種訪問邀請而回家陪母親。「椪柑」聽說媒體追我到腸胃醫生處，張醫師老實，看到媒體入侵時還假戲真做的在我臀部打了一針，不禁哈哈大笑。那時多數政界的朋友認為我應該「打鐵趁熱」多多曝光。「椪柑」是少數相信我志在公民和社會運動（因此「來日方長」）的人之一。了解他的人都會知道，這番「知己」其實也就是他的兼具淡泊、豪邁與無私的性格的反映。當過創黨主席之後又回去擔任秘書長，這種事有多少人肯做？
一見如故而心照不宣的友誼之外，我和「椪柑」之間的聯繫是人權工作。一九九八年二月，我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台權會是一九八四年成立的，他是創會會長。那是人權工作者會被情治人員跟蹤的時代，台權會的工作人員卻必須對許多政治犯進行緊急救援。我非常後悔沒有把他告訴我的不少「有趣」的故事記下來。在這個「愛盟」甚至「疾風」式的人物都儼然民主人士的時代（即使看來怪怪的，這絕對是一種進步），這些過去的故事現在聽起來會情不自禁的覺得「有趣」，正證明了早先的人權和民主鬥士的努力和犧牲沒有白費，多數人已經可以視已有的進步為當然。但是「椪柑」這位人權和民主的拓荒者卻已經先我們而去了。
但是作為一個人權工作者，「椪柑」知道人權是做不完的工作。他去了監察院以後，關心的重點還是人權，林宅血案和蘇炳坤案都是例子。擔任會長時有時會有事情需要監察院配合，有不少機會和他碰面。我知道即使在癌症纏身時，他仍然為了林家血案長年破不了而耿耿於心。台灣社會目前最大的裂痕是到處隱約可見的「省籍」意識，即使連林宅血案這樣的人權議題都免不了受到感染而被刻板印象化；這是他深入調查時所最感痛心的事。人權工作者講究「人權之外，六親不認」，而華人社會卻仍然為「親疏遠近，內外有別」的邏輯所限，即使台灣也不能免。跟「椪柑」最後一次較長的談話就和這個問題有關，值得一記。
是在台權會附近的大安公園偶然碰到的。我碰巧提起早先媒體把印尼華裔婦女受害炒的很熱時，台權會因為指出同時同樣受害的亞齊、伊利安和東帝汶婦女也需要關懷而遭受一些冷言冷語的事。「椪柑」馬上提出法輪功修練者的人權問題來。為什麼後者就激不起本地媒體同樣的激情。難道是因為那回的迫害者事印尼人，而這回的迫害者是「自己人」？人權的迫害也可以分他家人和自家人嗎？還是另有原因？最近一周本地媒體有關法輪功的報導在程度上頗有進步，可惜「椪柑」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最讓我難忘的恐怕是另一場比較簡短的談話。前年是台權會成立十五周年，我們開了一個紀念兼募款餐會，請包括他的歷任會長回來助陣。國家圖書館的地下餐廳不大，很快就會爆滿。「椪柑」那晚興致很高，本來只給了他五分鐘，他講了幾倍也不止。後來他把我拉到一邊，一再興奮的稱讚來參加的人「省籍」的分布有多「健康」，有多年輕。年輕、認真、效率的義工群尤其讓他高興不置。當我告訴他現在年輕的義工也可以在執委會上報告發言時，他一再用福佬話說，「這樣才好，這樣才好」。方形的臉上紅紅的，微微透汗。誰會想到癌症可能已經在他體內蔓延？
「椪柑」所認為「這樣才好」是一個人權、法治和民主之外「六親不認」的台灣。用文字寫下來，這句話顯得冰冷無情；但認識「椪柑」的人都知道，這中間其實有著無盡的溫柔和智慧，說不定還是保護台灣的唯一良方。他走了，我們生者的責任是：不要讓眼淚模糊了他這個一生堅持的願景。
誌謝：感謝邱萬興先生提供民進黨創黨首任主席江鵬堅先生的照片。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2/06/21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