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大財後一定能民主化嗎?

發大財後一定能民主化嗎?

顏維婷

過去一年國際情勢的變化,最重大的莫過於中美貿易戰開打。細究川普對中政策急速轉變,背後反應美國政策圈整體檢討對中的戰略方向(例如The Diplomat的這篇文章。另可見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專頁介紹與分析)。

兩千年初,美國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透過整合中國進國際市場,一方面讓中國遵循自由市場遊戲規則,成為負責任的世界體系成員;另一方面,也是透過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希望中國有一天能民主化。中國明顯是因為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發大財了,但民主化的跡象卻不明顯。隨著中國崛起、習近平(幾乎)稱帝、中國開始輸出威權價值後,美國不得不重新檢視其對待中國的態度。很多人在問,為何中國經濟發展了但卻沒有民主化? 

圖:經濟學人2013年就已指出習近平正在獨攬大權。

其實不僅僅是對中國,二次戰後美國以世界老大哥自居,其外交政策大抵依循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 去規劃。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所以只要協助一個國家將國內的經濟發展好了,民主體制自然水到渠成,不須外力加以干涉。因此,美國對外的政策方針,著重協助有利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像是教育、基本醫療、衛生、道路、灌溉…等),例如1960年代盛極一時的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s),派美國志工去各地協助社區與經濟發展,就是現代化理論下的產物。

但現代化理論真的是對的嗎?中國模式是不是打臉了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對於一國民主化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一個國家民主化的路徑真的只有一條嗎? 

這篇文章整理政治學界過去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帶大家一同來探究發大財與民主化的關係,以及有甚麼其他的因素能帶領一國的民主化。

經濟發展跟民主化的曖昧關係

有關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在政治學的研究裡,是個歷久彌新的老問題。到底經濟發展是否有助民主化?還是經濟發展有助維繫民主政治的存活?還是民主政體有助經濟發展?  從1950年到現在,學界出過無數論文討論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過去這二十年,幾乎每幾年就會出現一篇重磅文章或專書,來戰前人的研究結果。1

所以咧?學界有共識了嗎? 

雖然難保未來不會有新研究再出來戰,但目前相關主題的發展成果,簡單大概可以摘要如下: 

1) 研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制度的存活;也就是說如果比較兩個都民主但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的國家,經濟發展較好的那一個國家,其民主制度比較容易維繫;發展低的那國,退回威權體制的危險性比較高;

2) 經濟發展的確有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但這中間可能存在多種因果路徑,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中間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公式。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發展一起變動的因素眾多 (像教育水準、中產階級、經濟平等…等等),經濟發展可能只是提供一個會誘發民主化發生的友善環境,並不一定是促使一個國家走向民主化的主因; 

3) 促使一個國家走上民主道路的成因遠遠多於經濟發展這一種可能,就算是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也是有可能因為其他原因(例如:外國勢力的協助或干預)而走向民主化

用民主選舉來鞏固權力延續

針對上述第三點,也就是除了經濟發展以外,其他可能造成一國民主化的因素,其實才是目前政治學正在百花齊放的研究領域。

那麼,到底還有哪些因素可能促使一國民主化?又,大家可能都會好奇,中國可能會透過哪種途徑民主化呢? 

礙於篇幅限制,有關各種可能的民主化路徑筆者將統整於另外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想聚焦在討論威權統治者的態度如何可能促進民主化的發生。將討論限於此的原因是,假如中國真的要走向民主化,有學者認為這是其中一條可能的路徑。

政治學新的研究顯示,其實在某些條件下,威權統治者可能比你更想擁抱民主化。2 你可能會想真的假的?這邏輯聽起來很反直覺?哪有威權統治者會傻傻地擁抱民主?

其實,統治者就是因為會算計,才會懂得要適時接受民主制度。試想,對於威權統治者來說,民主化牽涉的是放棄絕對權力,接受選舉的邏輯。換句話說,就是從百分百確定自己是統治者,轉變成不確定自己是否可持續掌握權力 (因為引進選舉這個有風險的遊戲)。其實,威權統治者反對的,並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民主化後自己可能輸的事實(又有誰尬意輸的感覺呢~)。所以,比起民主化本身,統治者可能更在意的是能否維持統治的不敗之勢

所以,若威權統治者可以確定自己在選舉邏輯下仍然會贏,也就是可以在民主時代維持不敗之勢,那他們可能會比你想像的更願意擁抱民主化,這背後的邏輯是,他們可以「用民主交換權力延續」(concede-to-thrive) 。

圖:台灣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最後成功促成許多政治改革。(來源

那麼,哪種統治者最有可能選擇用「民主選舉換持續掌權」,而接受自己國家民主化呢? 

這篇新的研究認為,要讓原先的威權統治者感受到民主化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權力基礎,有幾個必要條件必須先被滿足。首先,這些威權統治者必須原先就有很強的社會穿透力以及很充足的資源,讓他們長期以來可以將社會牢牢地掌控住,因此就算多了選舉遊戲,社會仍牢牢地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這個條件可算是最重要的條件,因為若是統治者沒有信心民主化後自己仍可持續掌控社會,他們不可能把民主化當作可能選項。因此,那些社會穿透力原本就很強的一黨專政威權統治者是最有機會採取「用民主交換權力延續」這個策略。3亞洲的幾個威權政體因為「發展型國家」的歷史遺緒都有樣的特性。4例如台灣威權時期的的國民黨,以及早期印尼蘇哈托時代都是屬於一黨專政型的威權統治者。充沛的資源以及長期控制國家的能力讓統治者有信心,就算引進選舉,他們仍然可以維贏得勝利、持穩定的局面。

但光是有制度化的權力基礎是不夠的,必須有另外兩個條件同時配合,才會讓威權統治者不僅覺得選擇民主化是個可以幫助延續權力的策略,更可能是最好的策略。第一個條件是統治者必須很清楚的感受到自己雖然仍掌握權力,但已過了權力的高峰期,權力的正當性正在慢慢走下坡中(但又還沒有弱到無法掌控社會)。經濟危機、社會抗議、人民不滿或是支持度的降低都可以是明顯的徵兆。這段時間是威權統治者最有可能透過選擇民主化來延續自己政治生命的「甜蜜點」(sweet spot)。第二個條件是,此時若統治者若也覺得民主化會是一個重新替自己帶來統治帶來正當性的選擇 ,那他們就非常有可能會接受並擁抱民主化的發生。

小小總結新研究的觀點,什麼時候威權統治者有可能選擇用「民主選舉換持續掌權」,而接受自己國家民主化呢?
1) 原先就有很強的社會控制力的威權政黨;
2) 當感受到自己的權力基礎及統治正當性正在下降;
3) 認為民主化是可能讓自己重建統治正當性的時候,是最有可能用民主選舉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延續。

代小結:中國的未來?

如果按照上述的邏輯,中國其實正處在最有可能採取「用民主交換權力延續」的「甜蜜點」。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的控制力與穿透性一直很強。但在過去的十年內,我們同時也看到在社會與經濟的各方面,統治的正當性都不斷地受到挑戰。在經濟上,GDP成長率保7大作戰,怕的是中國經濟趨緩後大量失業對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出口貿易更是影響深遠;社會上的抗爭與衝突,雖然會被快速鎮壓,但頻率只是有增無減。最近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到衝進立法會,更是直接對北京統治的挑戰。經濟走弱以及社會衝突使得中國共產黨權力的正當性正慢慢走下坡,按照理論,若中國能選擇在此時民主化對於黨的權力延續是最有利的。

不過,上述的邏輯要可以成立不僅僅是要結構條件符合,更重要的是,統治者必須將民主化視為可以提升統治正當性的手段才行。提出這個論點的作者在文章的最後也說中國似乎並沒有將民主化視為可以強化統治正當性的策略。5在國內,習近平打擊政敵與控制社會的力道都在加強;在國際,中國輸出與「華盛頓模式」相反的「中國模式」,在政治上推廣並拉攏其他威權統治者,民主不僅僅不是一個可能會增加中國統治正當性的制度,還是中國所反對的制度。因此,雖然「用民主交換權力延續」有在中國發生的機會,照中國目前的走向來看,其統治者不會輕易地接受民主化。

本篇文章簡介了發大財與民主的關係,總的來說,學界的共識是認為發大財有助於民主體制的存續,但不一定會直接導致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雖然發大財了但民主化並未自動出現。相反地,在某些條件下威權統治者是會願意透過民主化自己的國家來交換自己政黨權力的延續,而這些結構條件在中國是存在的。只是,中國統治者並未主觀將民主化視為可以用來提升自己統治正當性的手段,以至於「用民主交換權力延續」的民主化路徑在中國看來也很難發生。


註釋:

  1. 在此列舉幾篇(本)過去二十年討論經濟發展與民主關係的重點文章(專書):
    – Haggard, S., &Kaufman, R. R. (2016). Dictators and Democrats: Masses, Elites, and Regime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 &Kaufman, R. R. (2012). 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6(03), 495–516. 
    – Boix, C. (2003). Re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ix, C., &Stokes, S. C. (2003). Endogene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55(4), 517–549.
    – Przeworski, A., Alvarez, M., Cheibub, J.,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 &Limongi, F.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act. World Politics49(02), 155–183.
    –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Pre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3(1), 69–105. 
  2. Slater, D., &Wong, J. (2013). The Strength to Concede: Ruling Parti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Developmental Asi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11(03), 717–733. 
  3. 一般來說威權政體又透過統治指的特性,分成幾種不同的次類別,包含一黨專政、軍人政權、以及以一人為首的強人政治。 
  4. 「發展型國家」是一種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發展模式,仰賴菁英經濟官僚規劃整體國家產業發展策略,並領導與協調私部門與銀行之間的資金往來,協助國家達成特定產業政策目標。台灣即是發展型國家模型的範例國家之一。所謂亞洲四小龍,包括台灣、香港、南韓、新加坡,都是類似的發展模式。 
  5. Slater, D., &Wong, J. (2013). The Strength to Concede: Ruling Parti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Developmental Asi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11(03), 717–733.  

(文章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2019/07/26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