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民主：永恆危機還是超越前進？
─紀念三一八運動九週年─
（2023年雷震民主人權紀念講座演講 2023/3/18）
吳叡人
〇、致意與緣起：
各位朋友早安，我是吳叡人，很榮幸能在這個場合與大家分享自己關於台灣的一些思考。事實上，我最初只是應邀協助Peter（黃文雄先生）討論、整理演講主題而已，但理出一個頭緒之後第一場演講的工作卻落到了我的身上。我無法拒絕我尊敬的前輩的要求，所以只能接受下來，但我視此次演講為拋磚引玉，目的在為整個系列演講進行破題，而非在指出台灣民主危機的所有面向，更不是要對危機提出終極解答。
一、問題：
讓我先從觸發這場演講的問題開始：「位於第一島鏈樞紐位置的台灣，如何在地緣政治壓力下，防止民主倒退，乃至進一步鞏固、自由民主體制？」請容我就此稍作申論。
1. 台灣此刻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來自中國侵略與美中對抗，這兩者的性質、起源不完全相同，但已合而為一。中國侵台源於中台之間的區域性歷史衝突（台灣國家化與中國帝國化兩個歷史運動的衝突），現階段的美中對抗則演化自後冷戰期美中之間的全球結構性衝突（structural conflict），前者 （中國侵台） 是後者 （美中對抗）的構成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後者情勢升高的主要導火線，兩者事實上已經相互交纏，成為同一場全球性衝突的兩個面向。
2. 不管是從軍事上（有效防衛）、政治上（維持自主） 或者價值上（堅守民主） 而言，台灣要有效抵擋中國侵略，唯有加入美國領導的全球民主國家圍堵中國的同盟，沒有戰略中立的選項。這是在「帝國夾縫」中形成的小國在追求自主時所經常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台灣、烏克蘭均如此：無法逃離帝國，只能依據我們的立國價值來選擇結盟的帝國。
3. 二十世紀冷戰結構如今在東北亞重現，而且正在逐漸轉向熱戰，位於杜勒斯1951年所構想的「第一島鏈」樞紐位置的台灣，再度被推向一場全球衝突的最前線，被《經濟學人》稱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4. 如此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乃至戰爭威脅，不僅可能導致台灣的民主倒退，甚至可能導致台灣喪失獨立主權國家地位，而喪失了獨立主權國家地位，意味著台灣民主的死亡。偉大的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早已提醒我們，擁有一個獨立國家是任何民主得以成立的不證自明的前提。
5. 從這一層次而言，前述問題可以重新表述為：位於第一島鏈的台灣，如何在當代區域與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壓力下，能夠同時兼顧防衛民主與國家主權，乃至進一步鞏固民主與國家主權？以下，我分三個部份討論這個問題：全球的民主倒退危機，台灣特有的民主危機，以及「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
二、當代全球的民主倒退危機
1. 台灣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可能導致民主倒退，但民主倒退危機並非台灣獨有，而是全球民主國家共通現象。具體而言，它是後冷戰時期三十年來全球政經科技條件劇烈變化的後果，地緣政治局勢的改變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讓我們先談一下全球民主倒退這個主題，因為它構成了今日台灣民主危機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脈絡。
2. 根據義大利歐洲大學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主持的跨國計劃「21世紀民主的挑戰」（Challenges to Democracies in the 21st Century），其中一冊研究成果《壓力下的民主〔Democracy under Pressure〕》（2022），歸納出全球民主面對的七大挑戰：（1）資訊科技革命（網路科技）的不預期後果（主要是演算法造成了社會分割而非連結，因而破壞了公共領域或妨礙其形成）；（2）主張解除國家管制，讓資本暢行無阻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削弱了主權國家規範跨國資本、保護本土社會的能力，導致全球各地出現民粹、民族主義型態的反彈，以及國際政治多邊主義的瓦解；（3）移民潮（特別是來自中東戰亂地域的移民）對北美、歐洲國家社會、政治整合的挑戰；（4）全球（國內與國際間）經濟不平等的擴大（這是全球化直接後果之一）；（5）西方與中俄為首非西方集團權力均勢變化引發新一輪強權或帝國主義競爭（亦即從後冷戰美國獨霸的一元體系過渡到不穩定的多極體系所引發的競爭)；（6）氣候變遷問題的解決仰賴長期穩定的政策，但民主制重視短期選舉效應，不利解決暖化問題，使部分環保人士對民主信心下降；（7）Covid-19 的影響，尤其是疫情導致國家監控社會的能力大幅上升。（上述七項中，至少第二、三、四、五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直接後果或者與其相關。）
3.美國政治學者Levitsky & Ziblatt在其名著How Democracies Die（2018）一書中所指出之當代民主倒退的新形式──不再透過軍事政變，而是經由民主程序顛覆民主，主要指的是民選的政治領袖操作民粹主義所造成的危機，但這個民粹危機的出現可以從上述全球化後果來加以解釋。
4. 做為高度整合到全球體系的國家，上述危機也不可避免地對台灣民主造成嚴重影響：資訊科技造成假訊息與社會對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的分配不均與本土民粹反彈，以及國際政治秩序重組引發的強國競爭等等。但是除了與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之外，台灣還面臨在地的特殊危機情境。
三、台灣面臨的在地民主危機情境
1. 除與全球各民主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之外，台灣還面臨一種特殊的「內外交迫」處境──內有政治菁英分裂，外有強敵壓境，內外彼此連動，創造了台灣民主獨立的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crisis）。換句話說，在內外交迫處境下，台灣的民主獨立面臨了存亡絕續的危機（survival crisis）。
2. 內部危機──主要政黨（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國民黨）在國家認同主張分裂：
1）近年台灣社會已經形成一個相當穩定的台灣國家認同，以及對台灣維持民主和獨立的支持態度（中研 院社會所中國因素小組2022年7月中國效應調查：「台灣人」認同七成，「台灣人與中國人兩者皆是」兩成多，「中國人」認同一成以下；廣義獨立〔含維持現狀〕九成五，統一僅有4-5%；在中國不發動戰爭的前提下，支持台灣宣布獨立者超過六成；支持民主體制七成多，支持專制兩成多；如中國侵台，超過七成受訪者願意保衛台灣）。儘管如此，主要政黨之一的中國國民黨卻與主流社會認同趨勢背離，至今堅持親中立場。此一背離台灣社會主流認同趨勢的主張雖使國民黨在全國性選舉數度失利，但該黨卻憑藉與地方派系的結盟關係在地方選舉勝選而得以延續生命，並進而「以地方包圍中央」，試圖重返全國性執政地位。一旦親中的國民黨藉由地方支持重新執政，可預見其親中政策將再度造成原本認同已漸整合的台灣社會的分裂，乃至台灣國家體制的解體。
2）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歷史性結盟關係，以及台灣選民在「全國—地方」投票行為模式的分歧，創造了背離主流社會國家認同的國民黨得以免於邊緣化，甚至可能在全國性選舉獲得超額代表（overrepresentation）而重返執政，「合法」解構台灣國家體制的條件。當代台灣政治特有的「地方—中央」連動分歧，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內部分裂形態。這是90年代民主化所誘發的國家認同分裂的殘餘，也是台灣戰後政治史路徑依賴發展的結果（外來政權與本地地方勢力結盟進入民主時代之後的變形），可說是台灣國家∕民族形成歷史工程一個未完成的課題。
3）當代許多重要的政治理論家都同意，一個具有清楚邊界與穩定集體認同的自主共同體是民主的政治條件。從這個角度衡量，台灣民主的條件顯然尚未完全形成（因為政治菁英認同依然分裂），這是台灣民主危機的內部因素。
3. 外部危機—中國對台侵略：包含武力威脅、外交孤立、地緣經濟學侵略與鋭實力攻擊等型態的複合式侵略（hybrid aggression）。這個威脅從1950年代延續至今，但形態歷經變化，進入2000年代以來攻擊日益加劇。
1）武力威脅：中國對台灣武力威脅∕攻擊從未停止，是冷戰期主要侵略形態，冷戰後期以來一度緩和，但並未停止，習近平掌權之後日益升高，如今已接近戰爭邊緣。
2）外交孤立：從未停止，而且步步進逼，如今台灣僅剩14個邦交國（今天午後或許只剩13國。編按，3/26宏都拉斯與中華民國斷交）。馬英九時代一度操作過「屬國模式」（亦即宗主國中國許可下的國際參與，如WHO參與模式），似乎預示未來安排，但2019年之後此一選項已經消失，如今只餘香港模式。
3）地緣經濟的侵略：所謂「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一般指涉對於試圖以經濟手段達成地緣政治目標的政治、外交作為之研究，可視為地緣政治學的一環。此種以經濟手段侵略地理上鄰國的方式，被美國國際政治學者Robert Blackwell and Jennifer Harris稱之為「war by another means〔以其他方式進行的戰爭〕」。台灣資本家在90年代大舉西進，造成台灣對中國嚴重的貿易依賴，也形成了一批台灣內部的強大親中派。以此為基礎，中國從2000年代加入WTO後對台採取「以商圍政，以經促統」的地緣經濟戰略，以這些在中國大量投資的台灣資本家階級作為代理人，試圖控制台灣政治。說得更淺顯一些，這就是「打台灣不如買台灣」的策略。（據了解，中國收買對象也包含部份地方派系勢力，但成果有限，台灣地方派系至今似乎仍以在地尋租〔尤其是光電、風電等新綠能產業〕為主。）2012/3旺旺收購壹傳媒與2014年服貿協定受阻後，第一波攻擊（收買大資本家）暫停，但第二波隨即捲土重來，改針對「三中一青」（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中南部，以及青年）。蔡英文第一任初期這個策略似乎一度奏效，誘發了「韓流」民粹浪潮，不過因中美貿易戰與香港反送中運動而受挫。兩千年代以來中國對台發動的地緣經濟侵略已歷經數波，並且持續進行中，但因近年中國經濟嚴重下滑，財政陷入危機，事實上已難以執行。
4）「銳實力」作戰：
●所謂「銳實力」 （sharp power）是美國民主基金會在2017年的“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報告中所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中國和俄羅斯對主權國家進行的經過偽裝、不易偵測到的惡意、侵略性的滲透作為，目的在操縱當地輿論、政策等，以擴散影響力。俄羅斯以大規模散佈假消息以擾亂西方民主為主，中國則大量滲透到學界、媒體、政策界（智庫）與文化界，進行收買、收編與操縱，削弱批評中國的力量。不過其後中國也複製俄羅斯模式，大規模進行訊息戰（如在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體創造大量假帳號進行假訊息散布）。
●因為這類作為既不是硬實力（軍事、經濟）的展現，也非軟實力（文化、制度）的說服，而是對特定社會惡意的穿刺、滲透（perforate and penetrate），故名之為「銳實力」攻擊。全球化內在的不對稱性（威權國家嚴密控制自國邊界不受外部滲透，但民主國家的邊界卻是開放的，非常容易遭受滲透）創造了中俄兩國對民主國家進行銳實力攻擊的條件與誘因，因此可視為全球化的不預期後果之一。
●理論上所有開放民主社會都是中、俄銳實力攻擊的對象，事實上也是如此，但台灣恐怕是受到中國最激烈銳實力攻擊的國家之一。（依據3/24台灣民主實驗室發表的「中國影響力指數」報告，台灣在社會和媒體兩個領域受到中國的滲透程度居世界第一。） 不只如此，與歐、美、加、澳、日等國不同，台灣遭受的中國銳實力攻擊有明確的領土兼併目的，事實上已經是一種戰爭行為。因此銳實力對台灣已構成一種立即的國家安全威脅，危險性要遠超過歐、美、加、澳、日等國所承受的攻擊。
●台灣遭遇到來自中國的銳實力攻擊，在吳介民教授主編的《銳實力製造機》（2022） 一書中有深入的探討。從民主的角度而言，中國對台攻擊主要採取的形態是所謂「認知作戰」，也就是利用台灣自由開放的環境，透過假訊息的散佈，破壞、扭曲台灣社會的「理想溝通情境」（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最初提出的概念，日後被發展為有效民主審議的必要條件），以此擴大內部對立，乃至與統派勢力裏應外合，使台灣社會不僅難以經由合理的公共審議形成民主共識，創造公共利益，進而鞏固國民團結，反而陷入對立、衝突，甚至出現社會與政治動亂。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利用民主來破壞民主，利用自由來消滅自由，其最終目標，當然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使台灣因內亂而自我解體。如果做不到這一步，至少也要有效分裂台灣，瓦解抵抗意志，為日後的武力侵台預先鋪路。這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戰爭行為了。
●中國銳實力攻擊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上述資訊科技創造的網路平台。一般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在台灣的特殊危機情境下遽然升高為社會、乃至國家解體的存在危機。
4. 最麻煩的是，在台灣「內外交困」的危機中，外部侵略與內部分裂緊密地相互連動，而且相互加強（mutually reinforcing）：銳實力攻擊不只創造新的對立，而且積極運用、擴大原有的分裂，而內部分裂的菁英，尤其是親中派，有強烈誘因去運用外部壓力來攻擊對手以獲取利益，而且事實上已經這麼做（如打反戰牌以阻止台灣增強軍備，操作疑美論來破壞台美同盟，以民間交流之名進行政治交易，以及兩岸發生事故時自任掮客從中牟取政治利益等）。台灣內部親中派與外部威脅的連動有的是功能性的（政客藉機獲取個人利益），但顯然也有一些個案屬於意圖性的裏應外合。
5. 事實上，前一節所提到的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種種威脅，在台灣特有的內外交困情境中，經常被誘導、轉化為加深內部對立，呼應外部侵略的力量，導致危機更加惡化。資訊科技革命技術被中國利用來分化台灣即為一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因放任資本肆虐，在世界各國普遍誘發了本土民族主義式的反彈，但在台灣卻同時可以誘發本土左翼的太陽花運動與要求中國經濟整合的民粹運動 （韓流），則是另一個例子。
6. 「分裂社會的永恆危機」：上述內外交困的危機正在發生，而且日益嚴重。在內部分裂、外部攻擊，而且內外連動的情況下，即使是民主體制正常的政黨輪替，也會導致國家體制危機，因為在民主體制下民進黨不可能永續執政，但國民黨取代民進黨執政意味的並非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是本土政黨被親中政黨輪替。除非我們能消除內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同時化解中國侵略、克服內部分裂，這個危機將持續存在，反覆出現。或許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概念，把台灣正在經歷的內外交困處境，成為一種「分裂社會的永恆危機」（the permanent crisis of divided societies）。
7. 補充說明：台灣危機與烏克蘭危機在結構上非常類似。（1） 兩者都是內部分裂與外部侵略的連動；（2） 兩者都被捲入了後後冷戰期（post post-Cold War）新帝國主義崛起、擴張所製造的危機之中。當代俄羅斯西擴烏克蘭與中國東進台灣，與一、二次大戰戰間期納粹第三帝國向中、東歐以及日本帝國向滿洲（中國東北地方）的擴張非常類似，都是後進帝國試圖向鄰接地域擴張勢力範圍，挑戰既有國際秩序的作為。就此意義而言，台灣與烏克蘭的危機都是區域性歷史衝突和全球性衝突合流的結果。
四、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
1. 危機迫在眉睫──不，危機已經發生，因此立即而言，當然必須對症下藥來解決台灣民主面對的種種困難，但這應該邀集各種專業人士，例如媒體學者與從業人員、資訊科技專家、法律專家、軍事專家、國防專家、經濟學者與社會學者，乃至各種公民團體等，集合全社會的智慧，針對前述種種問題進行民主防衛之討論、倡議，提出可行對策做修補與矯正。事實上，針對這些問題台灣社會各界在這兩年已經展開廣泛的討論，並且也展開了具體的行動（例如前述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經民連以及黑熊學院等所推動的一系列民主防衛運動）。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在此只能從個人專業的政治與歷史研究角度，針對台灣危機的意義提出一些思考方向，供台灣社會參考。我相信，要克服危機，必須先理解危機的意義。
2. 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realism）提醒我們，弱小者處在帝國夾縫中，本來就是一個容易招致被侵略危機的地緣政治處境。此刻台灣民主面臨的危機是「帝國夾縫」處境在當代所表現的形態。帝國夾縫的處境在過去數百年展現的形態，是使台灣成為帝國爭霸的棋子，承受連續的外來統治，但在這段漫長的被宰制過程中，因為本土社會的形成、國家制度的積累，以及近三十年的民主化，逐漸使台灣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是的，台灣的民主化和台灣的國家形成是一體兩面。或者說，九零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是台灣數百年國家形成過程的最後一哩路，它將外來國家與本土社會結合，並以民主參與整合了族群分裂，創造了一個新的台灣國家。）這是眾多巨大的結構性力量匯聚所創造的不預期結果，但對我們而言卻是一個美好的驚喜。如今帝國夾縫地緣位置並未改變，但台灣已經改變──台灣已經從被一個任強權擺佈的客體，蛻變成一個自決、自治的政治主體。台灣作為政治主體的出現，是歷史上的全新事物，這個事實說明不利的地緣政治位置雖然無法改變，但受困其中的行動者可以改變自己，讓自己變強，從棋子（chess piece）升級到對弈者（chess player）。我們已經產生了能動性（agency），這是台灣擺脫困境，超越永恆危機的關鍵。當台灣成為了一個民主國家的那一刻，棋局已經改變了。
3. 然而台灣的主體形成（也就是國家形成）過程其實充滿了驚濤駭浪。九零年代民主化同時誘發了內部國家認同的分裂與族群動員，以及外部來自中國的軍事恫嚇（96年飛彈危機）。當我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逐漸克服（或馴服）內部分裂，中國又發動地緣經濟侵略，企圖再度分裂台灣，但我們成熟蓬勃的公民社會有效阻止了這波攻勢，並且鞏固了台灣的民主和主權國家體制。這就是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故事。中國買不下台灣，於是回歸武力征服的初心，在短短數年之內就把台灣逼上戰爭邊緣的危機處境。
4. 回顧數十年歷史發展，我們清楚看到在東北亞兩條分離、平行的歷史軌跡的趨近、齟齬和衝突：一方面，經由社會整合、本土化與民主化，台灣逐漸形成一個獨立、強盛而普受敬重的民主國家；另一方面，經由黨國資本主義的積累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助力，中國逐漸形成一個資本輸出與地緣擴張的區域霸權。不只如此，為了壓制沒有政治改革的畸形發展所累積的巨大社會矛盾，中國不斷加強社會控制，最終成為了世界史上第一個數位極權的帝制國家。換言之，一方面是台灣的民主國家化，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極權帝國化，這兩個在分離場域、平行發生的東亞歷史運動在過去二十年開始正面衝突，而這個區域衝突又與美中衝突交纏─乃至與地球彼端的烏克蘭危機產生連動，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秩序重組這個凶險過程的一環。這就是台灣危機在當代世界史的位置。台灣已經重返世界了，儘管我們重返的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世界。
5. 我在過去三十年當中，曾經數度對台灣民主與國家危機提出看法。在1997年的〈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一文中，針對民主化誘發的國家認同分裂，我主張透過民主參與機制與一個包容多元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來克服分裂，重建團結。在2008年到2014年這波抵抗中國地緣經濟侵略的社會運動浪潮中，我先後發表〈賤民宣言〉、〈社會運動、民主再鞏固與國家整合〉，以及在三一八運動期間於佔領的立法院內開始構思寫成的〈黑潮論〉，主張受困的台灣必須建構更完善的民主、更正義的城邦，與世界精神連結；指出在本土政黨式微、國家遭遇危機之時，代表新一波公民民族主義的台灣公民社會挺身而出，有效制衡買辦集團，防衛並鞏固了民主和國家體制；最後，我總結百年歷史，指出台灣國家的形成遵循了「由下而上，以社會為主體」的路徑，並未走上十九世紀由上而下以暴力建構民族國家（nation- and state-building）的老路。用白話來說，在我的政治史詮釋架構中，台灣走的是「民主建國」的道路。
6. 於今回顧過往的思考軌跡，我發現自己的看法和實踐路線始終一貫遵循「由下而上、社會主體」的公民民族主義精神。然而帝國夾縫中的危機反覆出現，今日帝國來襲與內部菁英分裂的連動、複合危機，讓我尖銳地意識到我們的國家認同整合尚未真正完成。儘管今日台灣社會政治的穩定成熟遠超過1930年代的威瑪共和國，但是我們依然可能依循民主機制，對台灣的民主獨立進行自我解體。當中國威脅還不足為慮的九零年代，民主確實發揮了整合內部的功能，推進了台灣的國家形成；然而在中國急速帝國化，而台灣內部整合未竟全功的今日，民主與建國之間是否已經從「相生」逆轉為「相剋」的關係了呢？
7. 不，我並不認為民主與建國已經轉化成相剋的關係。那麼面對目前的危機，我們應該怎麼辦？危機雖然日益深重，但我的思考不變，我們必須繼續走「民主建國」這條路。在此，我想依循公民民族主義的精神，提出或重申三個危機時代的思考方向：民主、公民、國家。
1）民主：過去我曾主張民主的參與機制足以整合分裂，其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個立基於「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托克維爾式論證。依循這個精神，我主張在今日的危機中，我們更應持續堅持民主體制，以更成熟的民主（包含完善民主機制、改善社會分配，以及提昇公民意識等）來防禦、超越內外連動的認知作戰與複合攻擊，以成熟的社會溝通與公共審議重建民主共識，克服政治菁英造成的分裂。我相信民主能促進整合的命題依然有效，但我們必須進行民主的深化與升級，以更成熟強壯的民主建構團結。借用我長期參與的經民連朋友們的主張來說，在危機之中我們更應該「以民主防衛民主」。
2）公民：我在2007年的政治危機中主張以「壯大公民社會」來克服藍綠對抗，而台灣公民社會確實曾取代一度式微的本土政黨，以公共利益的視野團結了台灣，阻擋了親中買辦集團的經濟侵略。公民社會當然無法完全取代政黨功能，但它是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倡議者、守護者與吹哨者。在當前這一波危機中，公民社會應該繼續發揮其批判性整合（critical integration）的功能──以進步性視野批判現狀、深化民主，再經由民主深化鞏固社會團結。在前述「以深化民主來克服分裂」的思考中，公民社會就是不可或缺的行動者，我們需要公民社會介入政治過程，提示公共利益視野，動員公民參與，對政治菁英施壓，使他們無法因黨派或個人利益而破壞民主規則，傷害台灣的社會團結和民主獨立。不過近年來公民社會人才大批流入政治社會任職，已經構成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重整旗鼓，再一次「壯大公民社會」。
3）國家：此處我所說的「國家」，指的是公民對台灣的愛國主義或愛國心 （patriotism）。台灣過去長期在外來政權統治下飽受國家暴力欺凌，「國家」一詞因此帶有強烈的負面意涵。民主化以來台灣社會推崇民主、自由、人權，重視個性，除了在試圖突破外交困境之時，大多避諱談論「國家」一詞。也因此，很少人意識到台灣國家的存在其實是我們享有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前提，更少人會想到台灣公民對這個國家的認同與忠誠，是臺灣民主得以持續的必要條件。過去二十餘年來台灣國家意識的日益成熟，公民數度奮起捍衛民主的經驗，以及這一波巨大危機的迫近，讓我們意識到對愛國主義，以及公民對國家的忠誠義務等議題之公開、嚴肅的討論，時機已經成熟。換言之，將素樸美好的「愛台灣」情感純化、提升到經過反省的，有意識的公民德行──也就是愛國心──層次的時機已經到了。請容許我引用我在拙作〈人間的條件〉（2020）文中的一段話，表達我對這個問題的立場：
「在國家消亡危機的陰影下，我們也要提醒臺灣公民對全體同胞與臺灣國家負有的忠誠義務。公民享有權利，但也對這個國家，以及由全體所構成的國民共同體，負有忠誠義務。此種對國家與同胞的忠誠義務，是良好公民的一種必要的德行 （civic virtue）。公民享有的一切權利，繫於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沒有主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立法與執行，就不會有公民權。在此意義上，所謂「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而是全體公民合力創造和維繫的事物──或用當代共和自由主義哲學的話語來說，國家成為一種公民全體參與的「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目的在創造公共財，例如安全、公共設施，以及各種公民的權利。一個公民既享有公共財之諸多好處，自然也應負有對創造公共財之國家的忠誠義務。而既然這個國家是由公民全體所共同參與創造，所有公民自然也對彼此負有忠誠義務，因為你享有的公共財不是自己單獨創造，而是大家一起合作創造的。這個觀點，對於歷經民主化三十年，「主權在民」理念已成公民共識的臺灣，尤為適用。如果你堅持愛國心（patriotism）是民主臺灣難以承受之重，那麼至少請容許我們主張忠誠義務是一種「公平原則」（fair play）的體現。請保護臺灣的民主獨立，因為你的自由源於民主獨立的臺灣。」
8. 最後，我想稍微談一下政黨的問題。主要政黨國家認同的對立是台灣內部危機的主要原因，因此政黨問題無法迴避，不過我今天是站在公民社會立場發言，因此不會深入討論政黨問題，僅針對台灣兩大主要政黨提出一點與主題相關的觀察。
●民進黨：國家認同方向確實有利鞏固台灣的民主獨立，但前任黨主席蔡英文在主席任內因專注國政而忽視或放棄政黨領導（party leadership），放任親信與黨內派系相爭與各種地方勢力滲透，造成政黨分崩離析，與社會基礎之連結斷裂。這是去年地方選舉敗選的主要政治原因之一。在分裂情境下，主要本土政黨民進黨一旦喪失中央執政權，被親中的國民黨取代，台灣民主國家體制將立即陷入危機。民進黨應該重新體認自己在現階段台灣政治史的特殊角色，積極重整政黨組織，恢復黨內民主，重建其連結與代表社會利益，提出合理公共政策，甄拔優秀人才參與政治的基本功能。
●中國國民黨的親中路線對台灣的民主獨立造成嚴重傷害，也是台灣永恆危機的主因之一，應該徹底轉換體質，全面改造為認同台灣主體路線的本土政黨。如果他們堅持不改，或者因被黨內極端勢力劫持而無力改變體質，那台灣公民應該以選票逼迫他們改變，或者將之從台灣政治舞台徹底淘汰。
五、結論：人間的條件
1. 從蔣渭水到雷震，從二二八到美麗島，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灣人百年奮鬥追求民主自由，目的就是為了要活得像一個人，也就是哲學家康德所說的，要做一個自決的道德主體。如今我們終於建立了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創造了得以為人的政治條件，能夠行使作為一個人的權利，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如今我們開始活得像一個人了，所以我們不能容許我們作為人的條件再被摧毀，作為人的權利再被剝奪。我們不願再度為奴。中華極權帝國要以暴力剝奪我們的人格，逼迫我們為奴，我們必須反抗，我們必須堅守我們做人的條件，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守護台灣的民主體制，確保台灣的主權獨立。
2. 27年前飛彈危機時我們面對的是來自中國的侵略，今天我們面對的還是來自中國的侵略，不管是1996年還是2023年，我們都是遭受中國侵略的一方。我們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我們從未挑釁中國，我們與他們那些黑暗悲慘的歷史無涉，我們和他們那殘酷血腥的墮落革命毫不相關。我們只是安安靜靜、勤勤懇懇地在這塊美麗的島嶼上，努力建設一個自由人的理想國度，並且希望能對全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有所貢獻而已。然而他們卻要破壞和平，對我們發動戰爭，摧毀我們數代人付出生命血汗建立的自由國度與美好家園。他們從沒有統治過台灣，他們對台灣人沒有懷抱絲毫民族情感，在他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虛妄修辭底下，是試圖以發動對外戰爭以掩蓋內部矛盾的理性計算，以及獨裁者渴望成就帝王功業的貪婪私心。他們才是挑釁者、加害者、侵略者、帝國主義者。我們是受害者，但我們更是抵抗者，我們台灣人是反抗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自由人。我們備戰、建立民防、強化心防、擴大國際連結，目的恰恰好就在阻止一場侵略戰爭的爆發，一場悲劇的發生。我們是公民，不是臣民，We are citizens, not subjects! 我們讓自己變強，是為了成就有尊嚴的和平。我們厭惡中國的威權擴張，譴責中國的窮兵黷武，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嚇阻侵略、保衛民主的和平運動。在亞洲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台灣，那些無恥惡質的親中份子和偽善昏聵的左膠此刻指著受害人高喊「反戰和平」，根本就是Edward Said （薩伊德）所說的Blaming the Victims，把責任推給受害者！他們的目的在腐蝕台灣人捍衛民主和平的正當性與意志，為中國侵略台灣鋪路。他們要我們自動投降，拋棄一切我們得以為人的條件，自我否定，自願為奴。他們並不反戰，相反的，他們是侵略戰爭的急先鋒。有種你們到天安門廣場對著習皇帝喊反戰吧！
3. 27年前台海飛彈危機時身處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台灣留學生全球連線，在首次台灣總統直選當天在所在都市同步發動了燭光示威運動，守護祖國台灣的民主。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受命撰寫運動宣言，在宣言的結尾我引述盧梭在《獻給日內瓦共和國》裡面的一句話──「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呼籲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起而保衛台灣的民主。今天我想再度引述這句話，呼籲危機中的全體台灣國民與全世界的台灣僑民──還有認同台灣自由理念的所有世界公民，再一次挺身保衛台灣的民主獨立。我們必須以捍衛自由的行動證明我們對自由的信念，證明我們值得享有自由，我們無愧於自由。
4. 最後，請容我把這篇微弱而真誠的講詞，獻給台灣這個被擠壓在帝國夾縫之中，卻依然百折不撓，屹立不搖的民主共和國。讓兩千三百萬公民朝向自由與獨立的意志，帶領共和國超越永恆的地緣政治危機，走向永久和平之路。我的演講到此為止，謝謝各位耐心聆聽。
（2023年3月18日三一八運動爆發九週年之日發表演講，2023年3月23日學生佔領行政院行動九週年之日完成講稿修訂。）
附記：本演講於2023年3月18日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感謝吳叡人教授同意「台灣放送」刊登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