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 (1)－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
吳叡人
導言：民族對抗國家
歷史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 提醒我們，「民族」(nations)不是分析的範疇(categories of analysis)，而是實踐的範疇(categories of practice). 因此，民族主義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去解釋民族這個政治的虛構(political fiction)如何被實體化(reified)─以Brubaker本人生動的語言來說，民族如何「在實踐之中短暫但卻強而有力地變成實體」─的社會過程。然而，將民族轉化成實體的實踐類型，並非僅限於Brubaker所感興趣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而已。有時將民族變成實體的，不是國家由上而下對社會的介入與規範，而是來自社會由下而上的對國家的挑戰。「民族」這個實踐的範疇，並非只是存在於一國之內或國與國之間，被動地等著被民族主義者利用的消極的「制度化的形式」(institutionalized form)而已；在某些情況下，它是政治行動者在對抗國家的行動中建構出來的積極形式 (active form)。我們相信，這正是John Breuilly主張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反對的政治 (a form of opposition politics) 的真正意義。現代台灣民族主義於一九二零年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之誕生，正好就為反抗國家的實踐行動如何建構「民族」這個政治虛構並且將之實體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完美例證。
這篇論文試圖檢視這個早期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面向。換言之，本文想探討的是一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 (a discourse of political Taiwanese nationalism)─一個關於台灣人的民族國家 (Taiwanese nation-state) 的論述─如何在一九二零年代出現的過程。本文的基本論證是，處於被中國遺棄，孤立無援，必須獨自面對日本帝國統治的現實中，台灣人菁英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反殖民鬥爭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這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將台灣人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以及未來的國家主權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更具體而言，本文主張這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乃是由反殖民鬥爭中一系列的衝突與爭論過程當中逐漸浮現的。從事後(ex post facto)的角度觀察，這些衝突與爭論恰好在時間上區隔了一九二零年代台灣人反殖民鬥爭的兩個主要階段，也界定了這兩個階段的鬥爭主題。
第一個主要階段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前期階段(1919-1926)。這是台灣人反殖民鬥爭的自由主義統一戰線的全盛時期，它所涉及的主要爭論是同化主義與自治主義之爭。第二個主要階段始於一九二六年反殖民統一戰線的分裂，終於一九三一年日本對台灣人反殖民運動的全面鎮壓。這是台灣人運動急速激進化與意識型態化的時期，它所涉及的主要爭論是所謂「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孰先孰後的左、右之爭。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討在前述這兩個主要階段當中，一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如何在台灣人陣營內部，以及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者之間的衝突、辯論過程中逐漸成型、成熟乃至激進化的意識型態過程 (ideological process)。
在本論文當中，我們將深入分析與這兩個階段所涉及的爭論相關的重要文本。透過對這些文本─宣言、請願文書、政府公文書、演說、報紙雜誌的論述文字、法庭辯論等─的仔細閱讀，我們希望能夠初步重建這個意識型態過程。然而在正式進入主題的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對現代台灣民族主義之所以興起的歷史背景，也就是中國在一八九五年之割讓台灣，稍作探討。
割讓：分離的起點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敗戰的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其版圖內一個主要由閩、粵漢人移民所定居的邊陲島嶼─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從當時北京決策者的觀點而言，割讓這個十年前才升格為行省的屯墾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純粹是出於以地求和(trading land for peace) 的實際外交考量。當時的總理衙門在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時，致電台灣巡撫唐景崧，說明割台背後的理性計算:「割台係萬不得已之舉，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台灣孤懸海外，久終不能據守。」但是對台灣人民而言，這個決策所帶來的卻是立即直接的切膚之痛，因為被犧牲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者，不是京師百姓，而是台灣人民自身。對於這個來自北京的理性決策，台灣人民只能報之以強烈的情緒反彈：他們包圍撫署，以「台民何辜，致遭歧視？」的悲痛質問，向唐氏表達被北京出賣的憤怒與怨懟。
在無數陳情請願失敗之後，台灣人民終於認識到割台已是 「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議。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台北地區士紳領袖擁立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準備以自身的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台灣民主國本質上主要是台灣士紳領袖向列強尋求「三國干涉還遼」模式的外交干預的設計，而且設在台北的正式的民主國政府壽命只延續了十三天。然而這個幻影般的海島共和國卻成為五月底日軍登陸台灣後，台灣中、南部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號召民眾最重要的象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爾薩斯─洛林，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台灣，卻面對了台灣人民以「台灣民主國」為號召的激烈武裝反抗運動。日本軍隊必須血戰六個月，殺害一萬四千名以上的台灣民眾，並且付出兩百七十八條日本軍人─包括主帥之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命，才瓦解了「台灣民主國」的武裝抵抗運動，初步控制台灣全島。
關於這段台灣與中國現代史上「意味深遠的插曲」，我們願在此提出幾點觀察。首先，台灣在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脫離了中國而被併入日本。當代多位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要在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並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或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型態。「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啟超這句著名的警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的事實。這個事實說明了在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前，台灣就脫離中國而被併入日本了。而這意味著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以後的最初五十年間，台灣經歷了一段在中國之外，並且與中國分離的獨特的歷史軌跡。
第二，「一群被祖國拋棄而又堅決不願落入外國勢力之手的人民」(a people abandoned by their mother country and determined not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an alien power)不得不建立台灣民主國作為絕望中最後的自救手段，這個悲劇預示了在未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將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現實：台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拋棄台灣人的祖國自身也將陷入漫長而深刻的動亂與危機之中，因此台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
一個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台灣人必須認清這個殘酷現實的，正好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梁啟超。一九零七年，當日後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林獻堂至神戶訪問梁氏，並且向他請教台灣人解放之道時，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建議台灣人模仿愛爾蘭獨立運動放棄武裝鬥爭，改採「勾結英國朝野」的議會路線而終於獲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爭取台灣人之參政權。由此可知，台灣人領袖在殖民統治初期就已經相當清楚，當祖國分崩離析，自顧不暇之時，在東亞新興強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若有心從事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方向與可能性，將受到多麼嚴苛的結構性限制。 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以及怨懟感 (ressentiment) 的複雜意識─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台灣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台灣未來的出發點。
第三，這個短命的台灣民主國其實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無足輕重。儘管台灣民主國的構想是源起於一種存在主義哲學家Jean-Paul Sartre所謂 「無路可出」(huis clos)的絕望感，而非一個預先存在的，真正的台灣民族意識，但它畢竟是台灣人第一次基於國際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決的原則，將台灣這個原屬中國的邊陲省份想像成一個現代的主權國家的嘗試。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這群在受困中勉為其難的建國者們 (reluctant yet besieged state-builders) 不得不以人民的「總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個「民族」尚未誕生的，早產的「民族國家」。這個「被迫建國」的實踐， 無意間將中國邊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個稱作 「台民」的「國民」。然而，這個馬基維利式的 (Machiavellian)，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 想像，很快就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接二連三發生的台灣人武裝反抗行動強而有力的象徵─幻影般的台灣民主國，開始變成這些武裝抵抗所宣稱要「光復」的國家。時日一久，這個看似空洞的歷史象徵將會被更晚期的台灣人反殖民運動進一步「佔用」(appropriated)，乃至實體化(reified)，而變成這些民族運動者想像當中，現代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起點。
上述三點共同指出了一個簡單明白的重要事實：現代台灣民族主義乃是產生於一個和孕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換句話說，現代台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parallel)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衰敗中的古老帝國在面臨豆剖瓜分的危機中被誘發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群被強制兼併的棄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所面對的，是由為數眾多，形式不同而且勢力分布在領土各地的列強構成的一個籠統的「帝國主義」，而殖民地台灣的民族主義所直接面對的是明確的、單一的日本帝國。中國始終擁有形式上的主權與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而台灣則是全境被正式納入日本國家主權之下，由「外來政權」所統治。
這兩個不同的「政治場」以其不同的特質，分別誘發了兩個發展軌跡和關懷議題(agenda)都不同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長期戰亂之中追尋的主要目標，是一個足以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的統一國家，而台灣民族主義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卻是如何逃離一個強大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穩定控制，並且獲得台灣人作為「弱小民族」應該享有的集體的自決權。
（本文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2019/08/02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