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之「賊仔兵」
李筱峰
原載2007.2.11.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社會，不僅「接收變劫收」，而且「官兵變強盜」。這樣的形容符合史實嗎？
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報》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1946.10.28）。而上海《大公報》亦有鑑於此，早就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1946.5.31社論）
當時「國軍」紀律之壞，我們不妨先看看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二二八當時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的一段回憶：「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由於軍隊紀律廢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擄掠，結果親痛仇快…。」（見《中華雜誌》總283期）
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當時的七十軍被民間稱為「賊仔兵」。自從他們進駐以後，居民飼養的家禽、腳踏車等時常無故失蹤。張拓蕪說：「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才兩年不到就發生了二二八事變，老實說與陳儀及其所屬部隊大有關係。」 （見《大成報》1990.11.21副刊）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軍隊不僅濫殺無辜，而且在捕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財物。作家鍾理和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就記載著在長官公署向民眾開槍的警察及士兵「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二十一師副官處長何聘如也指陳，移駐中壢的四三六團部「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其行為甚於盜匪。」軍隊駐進台北師範學院時，「台北師範學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詳見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高雄的楊金海也回憶，三月十日左右軍隊到高雄分區搜查，全家被用槍抵住搜身，大哥的毛衣被奪走，父親皮包被搶，家中腳踏車也被牽走…鹽埕一家銀樓的金庫被軍人打開，搶走金條，楊姓老闆則當場被打死。（《台灣日報》2005.3.5）
更諷刺的是，有些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處置時，未受損失，反倒是「國軍」一到，卻遭搶劫一空。住高雄的洪文慶回憶，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公所的外省人期盼「國軍」前來援救。沒想到中國兵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將他們身上的手錶、項鍊、戒指、錢幣搜刮一空！他們破口大罵：「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什麼損失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見洪文慶著《雞婆伯故事集錦》）
這樣的「國軍」，不可以形容「官兵變強盜」，難道要說「官兵成天使」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