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宣言 — 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
吳叡人
獻給福爾摩沙．香港 ─ 寫在2020/520前夜
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描述、分析和解釋，哲學家詮釋，但他們都無法預測，預測屬於神諭的領域，而我們的知識是世俗化的產物。2007年延世大學白永瑞教授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困在帝國夾縫中的人們有無可能逃離帝國？」我先從政治與歷史角度描述、分析與解釋臺灣地緣政治困境的起源與現實，得到了「無路可出」的答案，再從這個悲劇情境中推衍出一種我稱之為「被迫向善」的道德哲學：
「我們並非天生的良善公民，也不是尊貴的王者之族；是困境迫使我們學習美德與技藝，圍堵逼使我們面向世界。被迫向善─這是賤民的道德系譜學，奴隸復仇的另一種型態。」(〈賤民宣言〉)
在〈賤民宣言〉之中，我嘗試描述、分析與解釋。我無力預測歷史的走向，於是我給予我的福爾摩沙∕薛西弗斯一個尼采式的存在跳躍，讓他在懷疑中堅定了信仰。沒有神諭，我深刻感受到世俗知識的極限，我只能依賴一種純歷史性的信念─身在歷史之中的信念，相信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掙扎是有意義的。
十三年後瘟疫爆發，揭開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的序幕，而捆縛在臺灣身上的永恆枷鎖似乎正在緩緩鬆脫。然而對於地緣政治結構，其實我們依然無計可施。我們一路走來，其實只是「在政治現實的結構性困境中，修習、砥礪、磨練治理的技藝」，只是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盡可能努力地創造了一個公正的城邦，「為不可知的未來蓄勢」而已。
「瘟疫」是臺灣歷史的隱喻─受困在帝國夾縫中，不斷遭受強權操弄的歷史命運。就此意義而言，臺灣歷史是一段永無止境的抗疫、永無止境地嘗試脫困的過程。讓我們記得卡謬的話：
「這個故事並不屬於最後勝利那一型。它只是一部紀錄，紀錄了以往所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及在今後對抗恐怖及其殘酷突襲的永無休止的戰鬥中，所必須再做的那些事，他們是由所有一切無視於個人苦難的人完成的─這些人，在既不能成為聖徒，而又不甘於屈服於瘟疫時，卻能夠竭盡全力去做一個救治者。」(《瘟疫》)
世界秩序重組，歷史風雨欲來，未來依舊不可知，但如今我們已經習慣在黑暗中行走，我們已經如此強韌，以致於不懷抱虛幻的希望了。我們無法成為聖徒，但我們也不甘屈服於瘟疫。我們行走的道路上沒有榮耀與勝利。我們能做的，我們要做的，只是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繼續建設我們受困的城邦，一如救治永無止境的瘟疫，讓我們的城邦因自由、公正、美麗而碰觸了世界的精神。
在新世界降生風暴來臨的前夜，謹以這篇舊文獻給我的祖國福爾摩沙─以及所有在苦難中為自由奮戰不懈的香港人，為我們共享的那種有尊嚴的美學：寧化飛灰，不做浮塵。
(2020/05/20 凌晨，寫於臺灣草山)
賤民宣言
「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經形成國家的民族才值得我們關心。」
—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義》
「歷史是一場我想要從中醒過來的惡夢。」
—Stephen Dedalus, in James Joyce, Ulysses
I
帝國主義時代，強權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的出路是民族自決。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的民族自決浪潮造就今日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然而這是一個矛盾、偽善而保守的體系。它在帝國強制劃定的邊界之內宣告民族獨立。它接櫫普遍的原則，卻從事選擇性的實踐。它誕生於帝國之瓦解，卻護衛現存的國家邊界。二次戰後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因此並非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原則的實現，而是國家主義 (statism)理念的擴散。所謂The United Nations不是捍衛全人類永久和平的自發性民族邦聯，而是壟斷國家形成權，維持現實權力平衡的主權國家加特爾組織 (cartel of sovereign states)。
當代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內部的權力分佈極不平均，然而所有成員國享有形式的平等，因此小國得以在設定的遊戲規則下進行國家的合縱連橫，以逃避或緩和來自大國或強權的壓力。這是前一波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的遺澤：它沒有完成民族解放的目標，但它賦予了部分弱小民族以獨立主權國家的政治形式，使這些弱小民族得以運用主權國家的保護殼，持續進行民族解放的鬥爭。與此相對，未能在反殖民民族主義浪潮中建立自己國家的弱小民族，則大多被永久排除於當代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之外，無路可出。當新帝國以民族國家形式借屍還魂，並以「民族或解放之名對這些「歷史領土」或「無主地」虎視眈眈的今日，他們只有受困、掙扎、坐以待斃，或者盲目等待某種歷史偶然的發生—比方說，帝國的突然崩解。
在帝國夾縫中，弱小者試圖反抗：有國家者合縱連橫以尋找出路，無國家者，或者有國家而不受主權國家體系承認者，則孤立無援飽受羞辱。在帝國夾縫中，不同型態的弱小者民族主義正在發榮滋長，方興未艾。奴隸還在反叛，理性尚未完成，然而帝國的主宰者們卻忙著宣告歷史的終結—這就是當代台灣悲劇的世界史根源。
II
彷彿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當代東北亞也是潛伏著民族主義衝突與民族國家對峙的危險地帶。三重結構性因素，決定了當代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未完成的區域性民族解放工程，逐漸喪失平衡的多極體系地緣政治結構，以及不平均的資本全球化。
III
首先，東北亞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運動尚未完成。當代東北亞的民族國家體系是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長期交鋒的產物，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後半的一個半世紀之間。在西方帝國主義壓境下，日本以官方民族主義的形式率先於1870年代完成民族國家之轉化，並向周邊地區進行帝國主義擴張，試圖取代傾頹的中華帝國。1945年戰敗，帝國解體，日本本國在1945-52年之間淪為盟軍佔領地。在美國主導的外來統治下，日本被強制賦予和平憲法，剝奪軍備權，並且納入舊金山和約體制，成為實質上的美國附庸。中國在1895年甲午戰敗後才開始由帝國轉化為民族國家，然而它必須歷經半世紀的反帝群眾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直到1949年才在中國本土完成統一民族國家的建構。儘管如此，中國在冷戰時期始終被美國圍堵於東亞大陸，壯志難伸，也未能完成兼併台灣之目標。在韓國，從封建王國向民族國家轉化的胎動出現於十九世紀末期，但是現代韓國民族意識，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期的反日民族主義動員過程中成熟的。然而統一的民族意識並未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韓半島分別為美、蘇佔領，1948年，南、北韓分別在美、蘇主導下各自建國。在台灣，日本殖民統治在1920年代激發了最初的台灣民族主義，但是1945年的強制領土移轉，以及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建立流亡的中華民國政權，限制了台灣民族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諷刺的是，歷經半世紀無母國的殖民統治，以及8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之後，流亡的中華民國逐步本土化，形成「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折衷形式的領土國家。
從民族主義觀點而言，東北亞地區過去一個半世紀的國家形成處於一種受挫的，未完成的狀態。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渴求修補受傷的尊嚴，恢復帝國時代的榮耀，並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後工程—「收復」台灣。日本民族主義渴望擺脫美國附庸地位，洗刷侵略者污名，成為一個具有自主國防力量，以及與其經濟實力相稱之政治地位的「正常國家」。韓國民族主義渴望完成兩韓統一之悲願，以邁向區域強權之路。台灣則在日益成熟的民族國家意識驅動下，努力追求成為被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接納的「正常國家」。有如十九世紀末葉歐洲的integral nationalism時代一般，二十一世紀初期東北亞的民族主義者們依然熱血沸騰，因為受挫的夢想必須完成，受壓抑的熱情必須宣洩。這些受挫的熱情指向一個共同主題—國家正常化，然而各國國家正常化的目標之間充滿或隱或顯，直接或間接的矛盾衝突。東北亞民族主義者們相互猜忌，彼此掣肘，我們依舊走在歷史的正午，驚懼地等待暴力的發生。
IV
其次，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正在逐步誘發帝國的衝突。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日益壯大，正在將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結構，由九零年代的平衡多極體系，轉化為不穩定、不平衡的多極體系。換言之，日益壯大的中國勢將尋求區域霸權的地位，而潛在性區域霸權的出現，已經開始引發新一波的合縱連橫。為防制中國成為東北亞霸權，美國與日本正在逐步強化軍事同盟，並且收編台灣。為逃避中國之興起，台灣尋求加入美日同盟，或者成為其附庸。為抗拒美國對東北亞乃至韓半島的干預，韓國選擇與新興中國結盟之策略。戰略學者John Mearsheimer的「攻擊性的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主張，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結構，迫使無攻擊意圖的強國必須選擇以攻擊作為防禦。當代東北亞不穩定的多極體系，正在逐步誘導美、中兩強進行對彼此先制攻擊之準備，並且也逐步將周邊鄰國捲入這場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衝突之中。
V
第三，不平均的資本全球化擴張，導致全球規模的資源、財富與權力之不平等分配，以及位處邊陲的新興國家之發展困境，從而刺激了邊陲對中心的反彈。邊陲對中心反彈的主要型態，就是民族主義。邊陲的後殖民民族主義表現在兩個層次：一方面，邊陲地區的政治菁英必須運用官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制約外來資本，以進行本地的資本積累與社會整合；另一方面，邊陲地區的群眾也經常動員民族主義與本土文化符號，由下而上地向國家要求政治參與、經濟重分配與社會正義。儘管面臨菁英操控與民粹主義之風險，民族主義依舊是後殖民邊陲合法性最高，最具有群眾基礎之意識型態。以韓國、新加坡，以及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泰國為代表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就是後殖民民族主義的一種特殊類型。面對日益擴張深化的資本全球化，發展型後殖民民族主義並未退縮；它的典型策略是，將全球化論述「挪用」為發展國家經濟利益的工具。
VI
東北亞的當代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以及帝國的年代：長期受壓抑的區域性民族主義能量等待宣洩，新帝國擴張引來舊帝國干預，傲慢的資本全球化入侵激發了在地的官方與群眾性民族主義。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下，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仍然是權力平衡的古典現實主義原則。帝國強權彼此猜忌，各自結盟，並且不時裹脅弱小，作為爭霸的棋子。小國的選擇，只有與不同帝國強權遠交近攻，合縱連橫，或者接受裹脅、兼併、支配。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下，小國沒有逃離帝國強權掌握的選擇。
這是國際政治經濟與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邏輯，不因個人主觀意志而轉移，更不因觀念論者的理論建構而改變。竹內好理想化「中國」與「亞細亞」的目的在重構日本民族主義—所謂「正常」或「健全」的日本民族主義，而當代東北亞各國的新亞細亞主義或「東亞」論述的目的則是在重構各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以為某種相對進步的區域主義或民族國家結盟形式鋪路—比方說，以拋棄歷史恩怨的中、日、韓三國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無論是竹內好，或者部分源於竹內好的當代新亞細亞主義，都是進步民族主義的變形。這些戰後亞細亞主義的目的在馴服，而非揚棄民族主義。他們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對國家形成權的壟斷，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這就是為何在種種戰後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中，我們從來就找不到台灣的位置：因為台灣甚至還沒有取得參加這場進步遊戲的資格—主權國家的身份 (sovereign statehood)。然而只要中國不放棄想要領有台灣的復國主義(irredentism)主張，台灣就不可能取得主權國家資格，也就不會有機會參與任何形式的東亞共同體。包容的亞細亞主義理想，終究必須遷就強權政治的現實，而成為另一個排除弱者，乃至可能合理化未來帝國擴張的意識型態。就此而言，當代亞細亞主義甚至不如八十年前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因為孫文「濟弱扶傾」的主張同時挑戰了帝國主義、強權政治，以及主權國家原則。無論如何，唯思想主義(intellectualism) 不能解決盤根錯節的歷史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終究必須回到政治領域中尋找答案。早在近三十年前，海外中國思想史家林毓生就已經提出這個銳利的洞見了。
VII
歷史遺留的政治問題沒有唯思想主義的答案。在東北亞民族主義格局下，新帝國呼之欲出，舊帝國盤桓不去，而小國或者在夾縫中機會主義地合縱連橫，等待變成另一個大國，或者根本無路可出，坐困愁城。而不論是帝國強權的爭霸，或者弱小國家的求生，都在日益一日地強化彼此的民族主義。這就是東北亞近代史遺留下來的政治難題，它是多重因素匯聚形成的結構性難局，沒有唯思想主義的解決方案，否則康德早在兩百一十二年前的〈永久和平：一個哲學的考察〉(1795) 中就為我們預先提出解答了。
VIII
帝國夾縫中的弱小者沒有逃離帝國的選擇。已經掌握主權國家形式的小國，「如蛇蠍般精明，如鴿子般溫馴」地周旋於帝國強權之間，遠交近攻，有時尚且熱烈扮演帝國的打手與看門人，防止被帝國挾持的更弱小者奪路逃生。那些尚未擁有主權國家形式，或者擁有但卻不被主權國家體系承認的更弱小者，則甚至沒有與帝國周旋談判結盟的本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的命運是被帝國挾持，成為帝國爭霸的棋子。他們的民族生命史是他律的，外部決定的。他們的民族主義原本就是帝國爭霸，連續殖民的偶然產物，而他們的民主則是掙脫他律宿命，追求自主的謙遜渴望。然而當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未完成而且不可完成的，他們透過「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建構的民主必須是不完整而且不可完整的，因為完成的民族主義追求自己的主權民族國家，完整的民主追求自我決定的主權人民 (sovereign people)，而這將破壞區域的權力平衡，干擾帝國爭霸的佈局。當代帝國主義者稱呼此種未完成而不可完成的弱小民族困境為「現狀」(status quo)。必須理解的是，當代帝國主義者未必是天生的惡棍—他們是結構性誘因下的擴張主義者。俾斯麥說，普魯士必須「打垮那些波蘭人，直到他們喪失一切希望，倒地死亡；我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生存，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消滅他們。」對的，帝國夾縫中的弱小民族，或者被裹脅成為爭霸的棋子，或者在與自己無關的爭霸過程中被獲勝的帝國吞噬。這是結構性的存在悲劇：沒有好人壞人，超越善與惡之外，由強者與弱者共同演出的「無路可出」(huis clos) 的悲劇。
Formosissima Formosa!—從在世界史現身的那一刻起，是否台灣就註定將扮演那美麗而徒勞的受困者，永恆的賤民？
IX
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之一是，作為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賤民階級之一員，我們和所有其他被排除的賤民之存在，見證了國際政治中牢不可破的現實主義真理，以及所有無視於這些賤民處境的理想主義宣稱與道德教條之偽善。做為台灣人，我們不得不是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我們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
X
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之二是，結構性的懷疑主義並不導致虛無主義；相反的，懷疑主義導致一種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慾望—不是希望，而是生存慾望。不只如此，那種生存慾望不是醺然的，而是疼痛而清醒的，不是超越的，而是現世的。賤民時刻承受的羞辱踐踏使他疼痛，疼痛卻使他保持清醒。賤民永遠面臨的毀滅陰影使他渴望生命，渴望存在，存在於這個殘酷、無意義的、荒謬的，然而又如此美麗的現世。這種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慾望，是一種向無意義的殘酷現世要求意義，要求承認的慾望，那是賤民追求「自由」的形式。
「正因這條道路受到阻礙，我們才要往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卡謬札記，Cahiers, Albert Camus)。是的，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儘管世界放逐了我們，我們卻更執拗地面向世界，因為這也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唯一的世界。
XI
賤民的困境強迫成就了道德的民族，然而困境的道德意義不會終結困境，道德主義也不會解放賤民。在帝國強權眼中，賤民困境沒有任何實踐的意義—它屬於某種悲劇美學的範疇：「旁觀那必然毀滅的命運，我們優雅地輕嘆，我們世故的靈魂獲得淨化。啊賤民的悲劇，救贖了帝國的墮落…」
那麼，賤民自己又有什麼出路？有什麼救贖？
XII
悲劇的命運需要悲劇式的救贖啟示—比方說，艾斯奇勒斯的〈被束縛的的普羅米修斯〉。遠古人類能預知自己必然的毀滅，而這使他痛苦而絕望。為了救治預知死亡的痛苦之病，普羅米修斯給了人類兩個禮物：盲目的希望與火。盲目的希望使人類不再預見死亡，火則帶來技藝，而技藝將人類帶離不見天日的洞穴，使人擁有理性，成為自己的主宰。然而這是不完整的理性，不徹底的救贖。艾斯奇勒斯借普羅米修斯之口寫道：「技藝遠比必然脆弱」—完整的理性如陽光般彰顯真實，然而出了洞穴的人類只能在星光之下，勉強辨識，但卻無法洞察生命之真相。人類的代表伊娥訴說，如今她更加痛苦，卻又不知痛苦的根源，她向普羅米修斯要求第二次的救贖。被捆縛在懸崖上的普羅米修斯預言，第二次的，也是真正的救贖來自日後的王者之族，伊娥的第十三代子孫。他們將從對普羅米修斯預言的記憶之中覺醒，學會德行、禮法，並且理解城邦秩序。然後他們會推翻宙斯仰賴強制與暴力的僭政，建立最初的城邦共同體。
XIII
普羅米修斯預言的啟示是，悲劇命運的解脫，必須經驗兩重救贖，兩次技藝的傳承與修習：第一次是製作的技藝，第二次是城邦的技藝，所謂statecraft。歷史早已傳給我們製作的技藝，因此我們如此善於製作行商，然而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學習治理的技藝。我們必須在政治現實的結構性困境中，修習、砥礪、磨練治理的技藝。我們必須在不公正的世界中，創造一個公正的城邦。然而公正的城邦是否能夠帶領賤民突破帝國的圍堵？沒有人知道。但我們確知的是，公正的城邦是一把火炬，照亮帝國的荒蕪與偽善。我們並非天生的良善公民，也不是尊貴的王者之族；是困境迫使我們學習美德與技藝，圍堵逼使我們面向世界。被迫向善—這是賤民的道德系譜學，奴隸復仇的另一種型態。
所以賤民所能期待的解放，不是結構性的解放，而是精神的自我強韌，以及尊嚴的自我修復。還有蓄勢，為不可知的未來歷史蓄勢，當帝國突然崩解，或者當帝國揮軍東指…
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
XIV
「風來自由心」—南明朱氏的最後血胤在1683年台灣陷落之際寫下的絕筆。請容許我將這句詩，獻給這個不道德的世界中所有受困的，並因此被迫向善的，堅強而驕傲的賤民。
2007/8/31深夜初稿成於南港；2007/9/30午後修訂於南港，時日光中有風有雨。
本文原刊於吳叡人，2016。《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衛城出版社，第四章，頁60-73。
（本文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2020/05/19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