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時代的台灣是不是殖民統治？
李筱峰
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倉促接管台灣，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其他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根據當時未經立法程序，從國防最高委員會交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頒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第一條規定：「台灣省暫設行政長官公署隸屬行政院，置行政長官一人，依據法令綜理台灣全省政務。」第二條規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布署令，並得制定台灣省單行規章。」第三條規定：「行政長官對於在台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僅此，足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省政府之委員合議制，而是一種經國民政府特別授權予以特殊化的行政首長專斷制。台灣行政長官不僅在台灣省境內享有極大的委任立法權，而且擁有行政、司法的絕對指揮監督權力；再加以陳儀又身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因此，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其權力較諸日本時代的軍人總督，有過之而無不及。好像日本時代的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台灣調查委員會的作業中，由中央訓練團主辦，於重慶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翌（一九四五）年二月，蔣介石委員長向該訓練班致詞時，表示：「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之後的治績，若不能超過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為莫大之恥辱，不僅有違諸生來此學習之目的，而且對不起國家民族。」從這段談話，正可以窺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心態，是要取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者」地位。而不是地方事務讓地方自己管理的自治精神。
這個集軍政大權於一體的「行政長官公署」，在號稱「光復」的台灣出現之後，使得原本滿懷期待的台灣菁英或一般民眾，大感訝異，因為這種體制，與日本時代的總督府，性質上並無二致。半山人士連震東當時就曾提出警告：這種制度將使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的姿態出現。（詳見連震東，〈台灣人的政治理想和對作官的觀念〉，《台灣民聲報》第九、十期合刊，重慶，一九四五．十．七）果不其然，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台灣後，許多台灣人便以「新總督府」來戲稱它。在這個所謂「新總督府」的大權總攬下，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資源，便自然而然受到全面性有計畫的壟斷。上海《僑聲報》也這樣指出：「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
學者陳翠蓮也明白指出，戰後的台灣是中國政府在台灣的「再殖民統治」（詳見陳翠蓮，〈戰後初期台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戰後台灣人所面臨的處境，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面向的種種不平與歧視，正是這種「再殖民統治」使然。例如：
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21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殺害了) ；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人員中﹐台省籍人士只有17人﹐其餘299名都是中國人。於此可見﹐戰後中國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
再者，中國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
此外，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治時代也有這種差別待遇﹐但差別尚沒有這麼大。
這些差別待遇，完全吻合陳翠蓮所指出的「殖民者／被殖者＝優越／低劣＝高級／低俗」的模型，所以陳翠蓮明白指出「戰後中國政府對台灣人民所進行的再殖民統治，才是迫使台灣人從歡迎到反抗，從迎接祖國到認同轉變的主因」。所以二二八事件的暴發，正是對於「再殖民」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