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蔣──為了打破國民黨威權統治超穩定結構
黃文雄
台灣人戰後追求人權、民主和獨立的歷史裡，在許多人的主觀感覺上，幾乎半世紀前──1970年──的刺蔣案，如果不是「上古史」恐怕也是「中古史」。個人經歷三十二年的流亡於1996年偷渡回國後，全心投入人權與其他社會運動，除了2003年在國家圖書館的「自覺與認同1950-1990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2009年鄭南榕墓園演講、2013年大埔「818拆政府」的凱道短講之外，很少談論刺蔣案，因此非常歡喜看到自才（編按，鄭自才）終於寫出以刺蔣案為主題的回憶錄。
經過1947年血腥的228，其後的清鄉、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以及1960年的雷震「自由中國」案，到1965年時，連「文星雜誌」也不獲容忍。讀者不難想像當時蔣家威權獨裁統治的「超穩定」程度。這種狀況自然極有利於蔣家自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國民黨內原有的派系不是被封殺、壓制、收買，就是大勢所趨，自動「知趣」，讀者只要上網查查蔣經國在這段期間接收了原有軍、情、治之外的多少中央權力機制，就不難了解他當時屈居行政院副院長，不過是照劇本演出的戲碼而已。
在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當時當然不會有公民社會，「人二社會」倒是有的），完全受到黨國體制的宰制，連最基本的思想、信仰、言論、結社的自由都不存在。頭腦不肯停止思想的人，開始思考另類反抗的可能；即使敏感度較低的人，下意識中也感覺得到當時令人窒息的氛圍。借用Albert O. Hirschman的話來說，既然忠誠（loyalty）與發聲（voice）都不可能，唯有出走（exit）。正好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史上首顆衛星（編按：Sputnik-1/史普尼克一號），嚇壞了美國政府和人民，其結果是大學研究所大量擴充，加上冷戰的戰略需要，從「自由陣營」招收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了戰略之一。拜這一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獎學金之賜，只要成績夠好，一般家庭的子女也因此有了留美的機會。
我曾戲稱我們這代留學生為Sputnik世代。這個世代還有一個特殊的機遇：他（她）們所看到的是「後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六十年代是美國內戰後最翻天覆地的一段歷史時期，而掀起這場「青年革命」的主力正是大學校園的學生。Sputnik世代所看到的絕對不止是所謂「自由陣營」的「首都」而已，還見證了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新左運動、反核武運動、從運動組識內部發芽生長的第三波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校園改革運動……不少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更受到對抗全球第一強權的越南人民解放運動的鼓舞。滲透於各種運動的國際主義精神，更讓來自閉鎖如蔣家治下的台灣的人眼界大開。
以我自己為例，中學讀過五家的我從來不是乖孩子，大學和研究所也不怎麽乖，出國那年還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事件有個很小的角色（参見《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編按，頁85-86，黃文雄出國前介紹印刷廠老闆黃根福給謝聰敏），一到那時的美國，自然是如魚得水，一有時間機會就参與見習。這個後來擴及許多國家（歐洲、加拿大、日本……，但正在大發越戰財的「超穩定」台灣除外）的六十年代，對台灣留美學生的衝擊程度各有不同，但沒有這個Sputnik世代的人能完全逃避當時的美國和台灣之間有如晝夜的明顯對照。
海外台獨運動主要就是這個六十年代時代氛圍中留學或畢業後工作的台灣人結合而成的。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加拿大的「台灣人權委員會」、美國的「全美獨立聯盟」、歐洲的「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島內的「台灣自由獨立聯盟」都是在六十年代成立的。1970年元月，這五個組織在紐約合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簡稱「世盟」或「獨盟」)，本書作者（編按，鄭自才）正是「世盟」的首任執行秘書。而「世盟」一月成立，四月蔣經國就將來美訪問，可以說一成立就面對一個極為嚴厲的考驗。
蔣家父子的接班計劃，國內很多人都能猜到聞到。台灣是冷戰的「反共前線基地」之一，美國政府當然更是清楚明白。這次邀蔣經國訪美，招待的安排頗為用心，極可能有不明言而暗示接受之意。「獨盟」如影隨形地給他下馬威之同時，也可以做給所謂自由世界的頭頭美國政府看，表示台灣人無法接受，當然是正確的做法。但是否還有其他事可以做呢？
在這個時刻，有四個Sputnik世代的成員，我的妹婿鄭自才、妹妹黃晴美、賴文雄和我，決定多做一件許多其他不少台灣人也想做的事，亦即刺殺蔣經國。
面對蔣家獨裁威權體制下國家極強社會極弱，蔣經國訪美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歷史機會。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統治集團的衰與敗往往先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如果我們弱方可以「促成」其發生，將是我們可以使用的中長程武器。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非常清楚、非常有限：如果蔣經國不在了，KMT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再起，那就有可能鬆動其「超穩定」統制，為台灣社會打開一些空間和可能性。儘管有段時間內蔣介石還會牢牢地掌控台灣（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車禍受傷）。但無論如何，結果總不會比蔣經國的如願繼承或前文一再述及的「超穩定」結構差。
另一點是，我們在台灣看過蔣介石的護衛如何密不透風，在美國也看過美國對外國元首（包括「自由陣營」的獨裁者成員）的保護又如何的鬆弛（我在康奈爾大學就驚訝的眼見兩個案例）。這也是個機不可失的要素。
所以1970年「四二四」的剌蔣就這樣發生了。雖然失敗，但次年蔣政權就被趕出聯合國。聯合國會藉和安理會席次是蔣政權裝扮其正當性的主要支柱，兩者接連而來，想必有其相加相乘的撞擊，但程度力道如何，就有待歴史學者和專家的研判了。
當時的四個人，賴文雄已經去世，在瑞典的黃晴美處於海玆海默症末期（編按，黃女士於2018年1月30日過世），我自己今年十二月辦完以「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系列為主題的雷震紀念講座後，明年起也將從社會運動退休。退休後會寫些散篇的回憶文字，剌蔣也將在其中。但由於個人的興趣，切入的角度將有不同，而且只是單篇。因此我非常歡喜看到，身為刺蔣計統籌者和世界台灣獨立聯盟首任執行秘書的自才，做了許多查證，完成他的回憶錄。我一定會寫我的單篇，那時，我們四個人就可以說，對剌蔣這事，我們對國人和歷史已經有所交待了。
寫於2017月12月22日辦完第六屆雷震紀念講座次日
這篇文章係為鄭自才、張文隆合著《刺蔣：鄭自才回憶錄》（允晨文化，2018）寫的序文，原題〈許多台灣人也想做的事〉，文字方面有所增補。
刊登於《風傳媒》2018年1月10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82433?page=1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21/08/19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