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負此責任：白崇禧與二二八的軍法審判

不願負此責任：白崇禧與二二八的軍法審判

吳俊瑩

二二八事件，蔣介石令派的大軍登陸台灣進行武力鎮壓後，1947年3月12日蔣介石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宣慰」。3月17日白崇禧抵台後的發言，以及他所令頒的「國防部佈告宣字第一號」，一再強調「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實際上，白崇禧非但無法有效阻止濫捕，也做不到宣字第一號佈告的承諾。

3月18、23、25日，嘉義車站前三波公開處決的槍聲劃破天際——3月18日陳復志；3月23日盧鎰、蘇憲章、施珠文、林登科、黃水樹、吳溪水、陳陣、陳容貌、蔡金爝、陳庚辛、薛皆得十一人；3月25日陳澄波、潘木枝、柯麟、盧鈵欽四人。3月22日下午5點白崇禧前腳剛離開嘉義市，翌日隨即大規模公開槍決。嘉義槍決者中，潘木枝、柯麟、陳澄波還是代表市民前往水上機場跟軍方談判，希望降低衝突死傷的談判代表，結果竟「為市民而亡」（潘木枝遺書）。

比起宣慰不力、偏聽陳儀對事件的看法更可議者，白崇禧竟同意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以「司法手續緩慢」為由，擬對暴亂犯案內人犯「暫由軍法審判」。陳儀之所以會提出此請求，原因在於3月9日他宣布的戒嚴，係《戒嚴法》（1934年公布施行）中的「臨時戒嚴」。臨時戒嚴期間，依《戒嚴法》第14條「不得侵害地方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職權」；刑事案件偵查後，「仍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陳儀正思突破《戒嚴法》的限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蒞台「宣慰」，認為陳儀所請切合實際需要，「准如所請」。

白崇禧允許陳儀以軍法處置之事，在他返南京後才曝光。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把在事件中被捕的台北市參議員簡檉堉、黃火定及國民參政員林宗賢的卷判（卷證及擬判）逐級呈請核定，到參謀總長陳誠時，因陳認為照判核准恐有問題，1947年6月16日簽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簽呈內透露警備部此次呈核之案件，「係遵照本部部長蒞台時，所頒該省在戒嚴期內適用戒嚴法第九條之命令辦理」。這才讓白崇禧的違法命令曝光。

陳誠的簽呈，交蔣介石的幕僚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研議時，軍務局明確指出「台灣並非接戰地域」，無法適用《戒嚴法》第9條有關接戰地域內，刑法上之內亂罪得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之規定。軍務局認為簡檉堉等及其他台變重要嫌犯，應一併解送台灣高等法院訊辦，「以符法定程序」。軍務局長俞濟時、參軍長薛岳均同意應照此方式，並獲蔣同意。

但白崇禧不斷想翻盤，要求國民政府幫他善了陳誠掀開的醜事。1947年11月20日白崇禧簽呈蔣介石，認為案件如果移歸法院審理，不但曠日廢時，更重要的是，「推翻戒嚴期內全部軍法審判，影響所及，無論政府法令威信、地方人心視聽，將來秩序治安，莫不受損害」，還拉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背書，希能免移法院，逕由軍法審判迅予結案。言下之意，法律威信得建立「將錯就錯」的欺騙之上。

白的簽呈交軍務局承辦，該局先請國民政府文官處政務局表示意見。政務局全然站在白崇禧的立場，幫忙解套。政務局提出二二八當時法院多已不能行使職權，可適用《戒嚴法》第10條，接戰地域與法院交通斷絕，案件得由軍事機關審判之。^[1] 但《戒嚴法》第10條以「接戰地域」為適用前提，於是政務局再拉高二二八的變亂程度，謂台變雖非對外戰爭，但「暴民以武器聚眾為攻擊行動」，使軍警處於劣勢，「其事實似亦超過『警戒』之程度」。

1947年3月9日後的台灣，局面全在陳儀的掌握之下，而且逮捕相關人士也都是在此時間點之後，軍警何來劣勢？何來交通斷絕？反正就是扭曲，強為辯解，連當時的人也看不下去。

政務局的會簽意見回到軍務局後，交當初擬議認為軍法審判案件應依法交法院審理的何政涵處理。何政涵是國防部軍法局第三處處長兼國民政府軍務局高級軍法官。^[2] 1947年12月2日，何政涵會整政務局意見提出的簽呈，將白崇禧「不敢負責」的心態，講得一清二楚：

政務局對於本案擬援用戒嚴法第十條，仍由軍法審判。惟戒嚴法第十條明文規定接戰地域內，無法院或與其管轄之法院交通斷絕時，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該地軍事機關審判之。查台灣既非接戰地域，又非無法院，或與法院斷絕交通之處，自無援用前項條文之餘地。
查本案係白部長到台時，令准由軍法審判，事後發現於法無據，始一再呈請國府核准，故此項錯誤責任，完全應由國防部擔負。國府如准備查，似無異於國府代負其責。
台灣警備部所判各案，最好由國防部令核准，將錯就錯，亦可了案。惟經再三商諸承辦單位，請以部令核准，不必呈送國府，而承辦單位簽請白部長，部長又未予同意，不願負此責任。致演成批駁不得，核准不可之疆〔僵〕化局勢。
茲擬：
一、 仍復飭前批，移送法院審判（此係合法指示，但事實上有困難，如原呈所述）。
二、 復飭姑准備查，免移法院審判（此項指示於法無據，嗣後發生法律上之責任問題，應由國府擔當）。
三、 不予批復，以期不了了之（台變早經平息，被告參政員林宗賢、參議員簡檉堉早經保釋，如不予追究，似亦可了案）
右列所擬，究以何者為當，或另有較好辦法。統乞核示

何政涵本職係國防部軍法局處長，應可知悉部內情況，他的觀察揭露了白崇禧三番兩次想要翻案的原因。白不願負責，在國府內部演成「批駁不得，核准不可」的狀況。

不知是在誰的運作下，1948年1月10日政務局出面召開會議，找來軍務局、國防部、司法行政部，試圖為白崇禧的違法命令解套。當日代表軍務局出席的是官也是何政涵，最終，軍務局還是順了政務局替白崇禧「開脫」的意見，拗不過，也就算了，不再堅持，配合演出。

1948年2月25日，白崇禧再簽呈蔣介石，指二二八的軍法案件如移司法機關更新審理，「則已執行之各案，必將發生重大糾紛，影響政府威信」，並謂此案已由政務局出面召集，得出「仍應以軍法程序審核，以維政府威信」會議結論。1948年3月19日參軍長薛岳向蔣提出一簡單簽呈，簽稿亦為何政涵所擬，因為認知到「此案政治性之成分甚重」，既然要給過，簽呈也就不講法律了，以免長官為難，轉強調此係魏道明一再函電請求白崇禧維持軍法審判，擬「姑准照白部長所擬辦法辦理，俾資結案」。最後，蔣介石批「可」結案，核准這樁違法亂紀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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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涵的簽呈內容，讓我們對軍人敢作敢當的印象，大異其趣。稀釋個人責任的方法，不外乎把問題往上推，再以開會扭曲清楚不過的法律見解。國民政府明知白崇禧的「錯誤責任」，還是得替他背書擦屁股（「代負其責」），蔣介石也是。

其實，二二八多的是「法外處置」，但真要國民黨用法律做壞事時，都有相當的困難。這種剝奪《戒嚴法》有關非軍人不受軍法審判規定，四十年後再度上演。1987年國民黨政府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作為解嚴的對價，還加了一個外掛——剝奪掉一萬多名政治犯在解嚴翌日起，向普通法院「依法上訴」的救濟管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何以被認為是連續性的國家暴力，其來有自。

^[1] 《戒嚴法》第10條：「接戰地域內無法院，或與其管轄之法院交通斷絕時，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該地軍事機關審判之」。

^[2] 何政涵（1906-?），浙江義烏人，1931年上海法政大學畢業，1943年起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科長。1947年9月任國防部軍法處高級軍法官、國防部軍法局第三處處長。來台後任總統府第三局視察、中央特種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並在軍法學校擔任教授。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22/03/23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