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楊元丁？
吳俊瑩
本日主犯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亦被密捕密裁矣。
沈堅強，〈基隆市『二二八事變日誌』〉3月9日條，國防部保密局檔案。[1]
密裁，就是私行處決。
1947年3月9日，楊元丁在基隆港明德橋（旭橋）被人撈起，交遺族認領〔按：家屬記得的收屍時間是3月10日〕。1993年6月，楊元丁之子楊光漢接受張炎憲的訪談時說：「全基隆的參議員，就死了我父親一人」。[2]
楊元丁，桃園八塊厝人，是歌手伊能靜的外公。楊元丁公學校畢業，24歲時來到基隆煤商大祥行工作，基隆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楊因業務關係，頻與勞工接觸，深知勞動者的辛苦。1920年代他曾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從事社會運動。臺灣民眾黨成立，擔任基隆支部書記兼主幹。1929年12月，民眾黨發起反對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楊在基隆市區散布600張「絕對反對阿片吸食新許可的宣言」的傳單，強力抨擊總督府的鴉片政策，遭法院依臺灣出版規則，判刑四個月。[3] 除此之外，楊元丁在從事社會運動，在民眾黨的文化講演或是聚會，遭警察下令中止、檢束數次。[4] 1934年3月楊元丁與基隆地方人士藍南山、楊阿壽、李天章等組織興亞協會，被警務局認為是主張大亞細亞主義的右翼團體，也視為本島左翼運動參與人士的思想轉向。[5] 政治氣氛轉變，楊應當察覺日人對其顧忌更甚。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楊元丁離開臺灣前往上海，之後舉家住在杭州，在金華、紹興從事食品生意。戰後，楊元丁返回基隆，1946年參選市參議員，在選區仁愛區以506票第二高票當選（僅次於同選區楊阿壽的717票），並當選副議長（正副議長選舉時，與黃樹水同為8票）。[6]
回到保密局的檔案。沈堅強（化名）的報告替楊元丁按上「主犯」，在3月5日的二二八事變日誌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的楊元丁等行動有「越軌傾向」。[7]但同樣是保密局系統的通訊員「林風」，倒是有不同觀察；他是基隆組的通訊員，是保密局臺灣站在佈建在地方的情治人員。值得注意的是，林風是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等的命令，打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當上組織組的組長，滲透在基隆的處委會當眼線。林風對基隆處委會的動態、哪些人是土豪劣紳，都有上報，部分情報尚為臺灣站站長林頂立轉呈南京保密局本部。林風所報的名單中，楊元丁並不在列。對楊元丁之死，林風雖不了解，但就調查所得，先後有二段紀錄：
一：
3月24日林風致柯復興（保密局臺灣站的代稱）：「三再〔日〕開會，除人民團體外，准學生、青年參加，推黃樹水、楊元丁【已被人（何人未悉）槍殺於海內】為正、副主任委員……楊元丁為糧食組長。」[8]
二：
5月3日林風致柯復興報告基隆情況。這是應臺灣站要求查明楊元丁在事件中的作為。林風在報告中稱楊元丁抨擊地方政府，確有其事，「然彼秉性粗直、嫉惡如仇，故其評〔抨〕擊出於善意，非有其他作用，至於煽動罷課，尚無所聞，並未有悉其事。」報告最後提到：「現楊元丁已死亡月有餘日，死亡何故？諒係被人暗殺，棄屍港中等情。」[9]
林風對楊元丁是誰槍殺的，並不清楚，事情經過兩個多月後，他仍無法探悉消息上報，只知楊是被暗殺，棄屍港中，因何而死，未悉。
從林風的報告，楊元丁似非因處委會發言或行動而罹禍，否則以林風被派在處委會臥底反串，楊丁元若有所謂過激發言與行動，林豈無報告？他反稱楊抨擊政府施政，是出於善意，沒有其他目的。話說回來，身為民意代表，為民喉舌，楊元丁不也是為所當為嗎？至於事件期間的行動，在林風眼裡並沒有什麼越軌行動。事件期間，楊元丁以糧食組長身分，同市參議員楊阿壽積極籌措民食，設法運進基隆，[10]解決雨港的糧荒。
探求楊元丁罹禍原因，過去多是透過口述歷史。1991年8月25日吳文星訪問在基隆執業牙醫，戰後擔任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的周金波，周表示：楊元丁在市參議會副議長任內曾嚴厲質詢基隆市警察局長郭紹文，[11]為周打抱不平，使郭懷恨在心，二二八事件後，「郭氏因此藉機公報私仇，謀害楊氏」。[12]楊光漢先生也認為之死與國軍無關，是「警察局派便衣來抓人」。[13]那麼是誰將楊元丁槍決於市內，踢入田寮河？過去，我們只能仰賴口述歷史，試圖拼湊可能的情況。何況這是密裁，要在檔案裡找到資料，想必不容易。
然而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一件1988年7月13日「趙惠民」函復「崇安」的公文，透露出一絲線索。情治機關檔案向來是化名的世界，這是利用情治檔案做研究的困難點之一，不過這件並不困難。依照現行相關法令，解密要送原核定機關。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從文件上「機密等級註銷」的註記可知：註銷密等的機關是法務部調查局，登記解密的機關是國家安全局。所以發文的「趙惠民」是法務部調查局、收文的「崇安」先生是國家安全局的代稱。
這件公文是調查局奉國安局指示，清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主要成員及其後代情況的報告。在隨函附上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關於楊元丁有如下紀錄：
36.3.月間在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被當時警察局刑事股股長蘇政以暴徒首要執行槍決；蘇政據悉民國37.返大陸日後行蹤不明。[14]
說明：
1. 檔案經筆者拼接。
2. 「家屬現況」欄，涉及家屬成員資訊，與本文無關，係經筆者遮掩處理。
這是過去鮮為人知的檔案，是對兇手指名道姓的官方文件。調查局在檔案中並無交代資料來源，但應有所本。且查蘇政，確有其人，來自遼寧，查其經歷亦與調查局所述相符，1947年時擔任「基隆市警察局科員兼股長」。[15] 再將周金波先生的訪談紀錄與調查局的材料合看，誰下令？誰執行？答案呼之欲出。蘇政在事件後離開臺灣，他的長官郭紹文在基隆市清鄉期間涉嫌勒索基隆顏家，被控涉犯貪污、盜賣嫌犯贓物等罪，當省警務處將展開調查時，1947年6月，連移交都沒辦，即潛逃上海。[16] 無怪乎對楊元丁之死，我們的認識如此模糊，涉有重嫌的兇手全都跑了。附帶一提，名單中接著楊元丁之後的是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郭之所以受難，與宜蘭市長朱正宗有關，檔案稱朱「假藉市長職權提報為反政府份子」，而被部隊抓到頭城慶元宮槍斃，檔案明白說「應未經過軍或司法判決」。又是一個活生生藉所謂清鄉肅奸行「有怨報怨」的惡例。
陳其寅出生基隆，在地商人，另一個身分是地方文人，日本時代活躍於地方詩社，楊元丁是他的朋友。在二二八事件的翌年——1948年2月29日寫就〈楊議員元丁列傳〉。筆者推測此文在當時尚屬私人文稿，1992年才由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將陳其寅畢生主要文稿結集刊行問世。1993年6月張炎憲訪問楊光漢時，楊先生引用該傳不少篇幅，作為訪談紀錄的一部分。[17]
陳其寅在〈楊議員元丁列傳〉扼要地介紹楊元丁一生的事蹟與行誼，也包括他與楊元丁的相識經過及其惋惜之情。陳其寅對楊元丁相當佩服，戰後楊自中國返臺，在陳其寅家附近租屋，陳其寅經常登門拜訪，言談之間，「知其非池中物」。陳在傳內對楊元丁在市參議員任內的表現，有相當深刻記述，稱楊「敢面折人過，言人之所不敢言。雖觸忌諱，與當道忤，與惡勢力鬥，勞怨叢身，亦不恤不悔。蓋滿腔正義感，不畏強禦，其天性使然也」。[18] 這段敘述，是否與保密局通訊員林風的說法雷同呢？這是基隆人對楊元丁的一般印象，而非過譽之詞。楊元丁確實是極負正義感之人，對行政官員不假辭色，而楊元丁所力鬥的「惡勢力」，陳其寅並未指明，從上述的口述材料，不難推想，應是盤據在市府的官員。
二二八事件當時，楊元丁除了是處委會副主委，身兼糧食組組長。陳其寅稱楊以基隆存糧稀薄為憂，親自向糧商殷戶勸募，接濟民食。在事態逆轉時，曾有人勸楊趕緊避風頭，但「君言地方治安要緊，身為民意代表，經手白米廿噸，寄八堵站車上，待設法運基，接濟民食。為大局計，寧見危受命，豈可棄職逃生。因語以男兒死則死耳，何避為。」[19] 楊元丁一語成讖，果真不幸喪命。3月5日在愛四路北端橋下，發現屍體（這與調查局資料所述地點相符，就在今日基隆夜市靠田寮河側的入口），四日後漂流至明德橋附近，屍體被人拾起交遺族認領，得年四十九。
對楊元丁之死，今日又推進一點認識，這是轉型正義工程中，辨識、確認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一環，警察系統難卸其責。情感上而言，我們除了跟與聞屍體被打撈上岸的基隆市民，同為楊君「嘆息下淚」外，或許還可以思考陳其寅在楊元丁傳最後的一句話：「傳稱沒可祭於社者，於君有焉」的意義。「沒」即「歿」，「沒可祭於社者」白話是死後能夠被祭祀於當地的鄉賢祠。古之「祭於社」的現代意義已不在入祠，而要能銘刻於我們的公共記憶裡。楊元丁不忘溝壑、不畏強權的反抗精神，遇事挺身而出，投身公共事務、堅持到底的精神，這是他帶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我們的社會在二二八之後被剝奪掉的精神遺產。
2019年3月18日追記：
法務部調查局的資料稱楊元丁先生係被蘇政槍決於「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目前該地是攤商雲集的廟口夜市，無見婦產科招牌，我一直想找資料佐證該資料。2019年3月17日上午，途經該地時，突然在腦中閃過，是否能夠使用戰後初期的醫師名錄作為線索。在陳力航先生的協助下，請其協助拍攝吳銅編輯《臺灣醫師名鑑》收錄的基隆市開業醫，其中吳泗淄的「吳婦產科醫院」開業地址記為：「基隆市愛四路八八號」。該地址該的確靠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近田寮河。從檔案描述的地點來看，這條材料的應有相當的信度，楊先生就是倒在今日熙來人往的廟口夜市出入口，再被丟入田寮河。
說明：「吳婦產科醫院」在右半頁下排倒數第十行。
資料來源：吳銅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年），頁42-43。陳力航翻攝
說明：從田寮河的信一路側望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
[1]「沈堅強」是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直屬通訊員的化名。「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55。
[2] 楊光漢（楊元丁之子）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頁21。
[3]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4年第12冊B12月，昭和4年第7168號。
[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編者，1939年），頁446、514。
[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80-1381。
[6] 楊光漢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7-1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臺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臺北：編者，1946年），頁233-234。
[7]「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頁153。
[8]「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事件後情況及基隆處委會組織狀況」，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頁35。
[9]「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叛徒暴亂情形」，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25。
[10] 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
[11]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74。
[12]吳文星訪問，陳君愷紀錄，〈周金波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年2月），頁245。
[13]楊光漢先生口述（楊元丁之子），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21。
[14]「檢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乙份」，〈拂塵專案工作支援〉，《國家安全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72/C300170/0001/03/004。
[15]「縣市警察局人員蘇政等5員核薪案」（1947年01月07日），〈基隆市警察局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5049003。
[16] 張炎憲總編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頁288-289（此部分為陳翠蓮撰）。
[17] 儘管不清楚陳其寅為何在當撰成此文，是否是陳其寅因聞楊元丁之友蘇鏄周君向其傳述楊元丁在二二八的遭遇，與蘇君同感「寒心酸鼻不已」， 在二二八週年為友作傳留史？1959年2月基隆市政府出版《基隆市志・人物篇》二冊，為陳其寅所修纂，楊元丁有傳，觀其內容應是就〈楊議員元丁列傳〉大幅刪節而成。市志的楊元丁傳，只有「反日的楊元丁」，戰後則只剩下楊元丁的編年史：「臺灣光復，挈眷歸基。民國三十五年基隆市參議會成立，膺選為副議長，翌春，本省有二月二十八日之變，竟及於難，年四十九。」以平淡的寥寥數語呈現，是受到戒嚴時代國民黨所宣傳、貫徹的抗日史觀的影響。楊元丁在副議長任內、在二二八事件為基隆市民做了什麼，陳其寅知道，但他不能寫在這裡，想為楊元丁在市志留傳，似乎只能如此處理。當時修纂地方志書，不僅有市府本身的審查，還得送內政部，他有沒太多空間在市志呈現戰後的楊元丁——這是反國民黨統治的一面，只能在私人文稿的〈楊議員元丁列傳〉，表達他的所思所想。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6-19；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懷德樓文稿》上冊（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2年），頁33。陳其寅、龍運鈞編纂，《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9年），頁26。龍運鈞應係掛名編纂，基隆詩人謝敏言為陳其寅《懷德樓文稿》所作的序提及陳「富鄉土情懷，在漫長歲月中，不計辛勞，為基隆市志纂修人物兩冊。」謝敏言，〈懷德樓文稿序〉，收入陳其寅，《懷德樓文稿》上冊，無頁碼。
[18]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
[19]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33。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9/02/24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