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中的228模式
李筱峰
（原載1989年6月26自立早報）
省府主席邱創煥答覆省議員蘇貞昌等人的質詢時表示二二二八事件與天安門事件性質不同，不該相提並論。其然乎?豈其然乎?二二八事件固然有與天安門事件相異之處，但兩事件相仿之點，倒也不少。今以個人研究二二八事件一得之愚，將兩事相提並論一下，看看天安門事件中所出現的二二八模式。
鎮壓前的開明假象
二二八事件之初，由各級民意代表組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每天開會，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行政長官陳儀不但派公署的官員參加，而且接見請願代表，並且應允代表提出的改革要求。等到三月八日以後，陳儀確定中央派來的援軍已出發來台之後，他立刻翻臉改口，宣稱「處理委員會」的耍求已幾近「叛亂」，是「非法組織」，乃採高壓手段。
這次中共當局處理北京的學生運動，初期官方也會見學生代表，李鵬並探視絕食的學生，並否認說過學生運動為「動亂」，可是等到「解放軍」齊集北京後，鎮壓「動亂」的行動就開始了。
大屠殺的美麗說詞
二二八事件中，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抵台後，陳儀廣播宣稱：「我此刻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告訴最大多數的善良同胞，我的宣布戒嚴，完全為了保護你們，你們千萬勿聽奸人的謠言….，對於守法的同胞，絕不稍加傷害。….:我的再宣布戒嚴，完全爲了對付絕少數的亂黨叛徒，他們一天不消滅，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寧。」(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台灣新生報》)。
這種句型，在天安門事件中，也重新拷貝了一次。試看中共戒嚴當局採取軍事鎮壓所宣佈的理由：「為了維護已經受到成脅的人民的財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執行戎嚴任務的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清況下，被迫依法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黨和政府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予以揭露。」
對學生的集體屠殺
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出面參加會議，或組成治安維持隊，維持治安。因此，在大屠殺來臨後，許多學生慘遭集體殺害。例如三月八日到九日早上，許多在圓山附近維持治安的學生被屠殺，屍體投於圓山之下。基隆地區有青年學生二十人被軍隊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當時被殺害之人民以青年學生為最多。
這次天安門前的大屠殺，也是學生死得最多。「解放軍」在消滅那些中了「西化思想毒素」的學生，與當年國民黨軍隊在消滅那些具有「日本思想遺毒」的學生，其心態與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
槍斃人犯示眾的手法
二二八事件時，許多被認定為叛徒亂黨的人，動輒就當眾處決。例如，台南市的湯德章律師，在台南市的民生綠園遭槍斃示眾。畫家陳澄波、醫師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被綁赴嘉義市火車站前槍決。南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也在新營當眾槍決。
我們看這次天安門事件，槍決人犯也是在數千人圍觀下進行，這種「殺雞倣猴」的作法，是專制統治者的手段。
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陳儀當年借用軍事鎮壓的餘威，整肅了一批他視為眼中釘的知識菁英。像林茂生、施江南、陳炘、阮朝日、王育霖、宋斐如、張七郎、林連宗、吳鴻麒，..:等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沒有參加任何暴動之下被捕週難。
這次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也通緝許多沒有參加暴動的知識分子，像方勵之、嚴家其、湯一介、陳一諮、蘇曉康、包遵信….:。所不同的是，大陸的知識分于比較了解中國的政治，因此有多人避難得及。而當年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了解「祖國」的政情，因此也就在自以為沒犯錯的情況下，乖乖就逮遇害。
事件後的大逮捕
二二八事件經過軍事鎮壓後，陳儀隨即展開所謂「清鄉」行動，大肆逮捕「惡人」。三月三十日，陳儀發出「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謂：「這次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使社會秩序一時陷於混亂，善良人民都蒙受有形無形的損失，回想起來，實在痛心。現幸國軍抵達以後，亂黨叛徒聞風匿散，社會秩序已經恢復。但政府為了保護善一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起見，決定實施清鄉，使少數的亂黨叛徒，無法匿避……」。陳儀這份中日文對照的文告，要求民眾耍「交出武器」「交出惡人」，因此，台灣在事件後，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今天的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也一樣進行大逮埔，並且裝設檢舉專線電話，要民眾檢舉「惡人」。其手法及說詞與二二八時代完全一樣。
計算死亡人數的偏頗態度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發佈的死傷人數，只計算軍警公務人員的死傷數目，或是把人數極力縮水，以致至今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
中共當局發佈的這次事件的死傷人數，也一樣只計算軍方的死傷，「我們一家都是人」，別人死的都不算。
看過四十二年前的「歷史傷口」，再看看今天的「歷史傷口」，極其相似。不要以為摀上耳朵，矇上眼睛，就可以聽不到、看不見。喜歡耍槍桿的統治者，以及喜歡耍嘴皮的大官虎，不要摀耳朵和矇眼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