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對警棍：走出二二八陰影
邱萬興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這是一個讓人悲傷和悲痛的歷史悲劇，帶給許多受難家屬心靈的創傷，台灣人自此開始視政治為禁忌，對政治事務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在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屈不得直，冤不得申，死者無法安息，生者難以平安。40年來，始終未能突破禁忌和公布真相。
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醫師擔任會長，李勝雄律師擔任副會長，《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擔任秘書長，台灣島內和海外共有56個團體加入促進會。
為了要打破戒嚴和歷史禁忌，讓人們不再因恐懼而噤口。「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政府，對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國家暴力，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進行道歉、賠償，安慰受難者與家屬，制定二二八為國定假日、興建二二八紀念館或紀念碑，以化解社會族群對立，建立公義和諧的社會。
從小在二二八陰影下長大的「外省」小孩鄭南榕，出生於1947年，他在困惑中尋求解答，並且用行動實現他的答案，突破大家不敢碰的二二八禁忌，鄭南榕勇敢站出來推動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信念。
鄭南榕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開始時，葉菊蘭在聯廣廣告公司上班，鄭南榕對牽手葉菊蘭說：「傷口裡面化膿時，它是沒有辦法好的，唯有將傷口劃開，讓膿流出來，傷口才會癒合。二二八事件就像在台灣土地上劃了一道很深的傷口，這傷口在土地上長了一個膿，讓這麼多的人在怨恨、痛苦、哭泣、恐懼。正因為二二八事件造成太大的影響，所以要無所畏懼的把它翻開來。」
他希望透過二二八平反運動撫平撕裂的社會，讓台灣土地的裂痕、人民的傷口可以癒合，使更多人勇於參與政治，不再對公共事務感到害怕和畏怯，並真正擺脫二二八的恐懼與陰影。葉菊蘭邀請聯廣廣告公司設計部門，設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CI與旗幟，讓台灣人清楚知道什麼是「228和平日」。
鄭南榕在1987年2月14日，第一場台北市日新國小「二二八」說明會上說：「我就是關不怕的鄭南榕，1月24日剛出獄，我大致了解我自由時代雜誌社業務，及八個月來台灣政局的變化之後，我發現今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我認為這個紀念工作十分重要而且有意義，因此我當下決定，即使再度被抓回籠，我也要出錢出力來加以推動。」他和陳永興醫師、江鵬堅立委說明什麼是「二二八事件」，這場說明會，打開了台灣人的塵封記憶，揭開了大家對「二二八」的迷惘，說出了「二二八」大屠殺故事，我們終於知道甚麼是「二二八」。
當時，在那種肅殺的氣氛下，敢參與遊行、走上街頭抗議，要求國民黨政府平反「二二八事件」的人，需要極大的勇氣。
1987 年 2 月 15 日的台南市，三十幾人拿著「紀念二二八和平日四十週年」布條和手舉牌，他們決定以高李麗珍台南服務處為集結地出發，領頭的是《自由時代》雜誌的鄭南榕、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黃昭凱（人稱Uncle）當時擔任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的經銷商。
鄭南榕與黃昭凱穿襯衫打領帶，鄭南榕更是穿著西裝，林宗正則是一襲黑色牧師袍，他們三人走在最前面，舉著228和平日手舉牌和鮮花前行，用行動宣示追求和平的決心，戴振耀與楊雅雲等人在隊伍後面壓陣。同時為了顯示重視，嚼檳榔和抽菸的人，糾察隊都要排除，他們要以最嚴肅的心情來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首次街頭遊行，在沉寂了40年的台灣天空，嘩然畫下巨響。
在台南市民生綠園聚集後，林宗正牧師主持追思禮拜，首先為受難者默禱三分鐘，放和平鴿之後，最後再朗頌柯旗化所創作的詩──「母親的悲願」，在莊嚴且哀戚的氛圍中畫下句點。由於嚴重挑戰中國國民黨當局統治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紀念活動，幾乎是全面性遭到憲警的暴力阻擋與打擊。
柯旗化先生的詩：「母親的悲願」中，流露無遺，在高壓統治的年代，二二八事件視為最大禁忌，台灣人不敢公開談論，許多受難家屬忍氣吞聲，只能私自在暗夜中哭泣，這道歷史傷痕太深了，你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二二八受難者的心情。
在台南的「二二八和平日」的遊行活動之後，原本壓抑40年不敢談論二二八的禁忌從此被打破，此後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也陸續站出來，要求公佈二二八真相。開啟日後全台各地一波又一波的「二二八和平日」活動，以及各種紀念追思儀式。1995年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接著，李登輝總統代表國家向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道歉，二二八基金會也開始受理受難者的賠償申請。
（文章輯自：邱萬興 2025/2/28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