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更新版）
周婉窈
（編按：這篇文章原刊於2018年，茲根據其後的新資料增補而成，含去年出版的《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中的台灣與波蘭》一書。2025/2/1）
引子
高菊花女士於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過世。又一位沒能等到臺灣落實轉型正義的前政治犯家屬過世了。高菊花本身的遭遇有無法言說的苦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我和臺大師生到達邦部落參訪，當時高菊花女士──人稱菊花阿姨──住在高一生（’Uong’e Yata’uyungana，一九〇八─一九五四）故居，在高英傑老師的安排下，我們在故居前庭訪問菊花阿姨。我們住在故居後面的民宿，在訪問期間，幾度經過高一生故居，後面的庭院有很多貓，形形色色，菊花阿姨愛貓，這都是她餵養的，記得有一隻小黑貓，很可愛。我們在路途中遇到出來散步的菊花阿姨，穿戴很講究、很繽紛，同學們都覺得菊花阿姨好優雅。
優雅是大家對她的共同印象。優雅到歌手以莉．高露在二〇一五年為高菊花創作了一首歌曲〈優雅的女士〉，歌詞寫道：「山坡上一棟小矮房／一位優雅的女士／坐在沙發上 等待／那遲來的拜訪者／世界似乎早遺忘／她也已經不在乎。…（中略）…回憶越來越模糊／害怕讓記憶沉默／人們不願多說／傷心的靈魂來過／琴鍵上隨意彈奏／留下未完成的歌曲。優雅的女士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她從不曾低頭」。
高菊花確實很優雅，那種受日本教育的優雅。但是，在她那繽紛的美麗，美麗的優雅之下，包裹著卻是一層又一層的創傷。我們不能被她優雅的外表所眩惑，以為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就可消失。
本事
高菊花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四月八日，是鄒族矢多一生（高一生）和矢多春子的長女，也是第一個孩子。她的日本名字是「矢多喜久子」，「喜久」日文讀作「kiku」（きく），「菊」花的菊也讀作「kiku」，這應該是戰後改漢名時，選擇「菊花」的原因。
喜久子誕生時，正當青年矢多一生奮發有成的人生歷程。矢多一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達邦駐在所巡查。第二年（一九三一）八月和同樣出身鄒族特富野社的湯川春子結婚。高一生是第一代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鄒族菁英，他從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從第四學年讀起，畢業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春子從蕃童教育所畢業後，因為日語和辦事能力受到重視，加入駐在所的伙食準備工作。更神奇的是，嘉義郡守（另一說是臺南州警部大塚久義，詳註釋一）知道高一生和春子預定要結婚，就讓春子住到自己家裡來，以一年的時間調教春子，意在教育原住民女性，使之成為鄒族領導者的賢內助。（註1）春子在日本人家中住了一年，接受「花嫁修業」（新娘訓練），日語和舉止很像日本人，因此在嘉南平原流傳高一生的太太是日本人的說法。
高菊花的日文很好。她在臺南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一直到戰爭空襲時才回到阿里山國民學校就讀，都是讀日本人學校。（註2）為何喜久子會到臺南讀小學呢？原來矢多一生非常重視教育，他在臺南租屋，安排同母異父的弟弟鳥宿秀男（杜孝生）（註3）到臺南第一中學校讀書，長女喜久子讀小學，由秀男的一位姐姐照顧他們。（註4）鳥宿秀男畢業後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高菊花的日文應該是小時候就打下堅強的基礎；相對而言，她的族語就不好，自承「不太會講山地話」。（註5）
高一生有很強的「我族觀」，認為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的教育，因此他要高菊花去讀臺中師範學校。（註6）這是戰後的事，當時有不少鄒族族人一起去讀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這是以原住民為教授對象。和高菊花一起在一九五〇年畢業的就有十二位來自鄒族部落，佔該班總畢業生二十四名的一半。鄒族人口不多，這是否和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重視教育有關呢？值得探究。這班學生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入學，共三十二名，其中十三名來自吳鳳鄉鄒族部落，只有一名未畢業。（註7）
對「歷史時間」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這群原住民學生到臺中師範學校就讀到畢業剛好涵蓋二二八事件。那麼，他們和臺中的二七部隊有何關係？由於當事人留下紀錄的很少，我們就以高菊花自己的回憶為主軸略作整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高菊花接受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的訪問，那可以說是最早的白色恐怖訪談。高菊花講了很多心裡的話，當時全臺灣沒多少人知道二七部隊，高菊花的回憶有其珍貴性。不過讀者要注意，她沒用「二七部隊」這個名詞，只用「二二八事件」。
我們先看高菊花怎麼說（//表分段，係筆者所加）：（註8）
二二八事件當時我十五歲，……。//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和汪玉蘭訂婚，莊野秋在臺中不知道參加什麼，後來我們在臺中的幾個人就一起回家。那時方義仲（就是後來和我爸爸一起被槍斃的）要接我回家，因為爸爸希望他和我訂婚，所以我難為情，不想跟他一起走。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按，方梅英，這三位女生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臺灣唸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的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臺中師範附屬學校〔按，指該校簡易師範科〕）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臺灣人都集中在學校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可是父親不滿意，問我為什麼不跟方先生回來。印象中父親只有那次打我，他一向不大（太）打孩子的。
高菊花的回憶指出：一、臺中師範以團體方式參與。二、高菊花等女學生加入照顧被集中管理的外省人及其家眷的工作。三、不是出於校方的強迫。
高一生之所以動怒，應該是知道參與二二八的嚴重性。除了照顧「俘虜」之外，臺中流傳的女學生捏飯團、照顧傷患，也不是空穴來風。高英傑說他看過一張高菊花和方梅英的照片，兩人都配有紅十字臂章，可惜照片早就沒了。（註9）他們一群人到埔里，在二七部隊的敘事裡，就是埔里大撤退。在埔里的情況，高菊花沒細講，根據二七部隊長鍾逸人的回憶，當晚三位女學生汪玉蘭、高菊花、方梅英來找他，叫他「校長」，因為鍾逸人在阿里山樂野國校當過校長，三位跟著部隊到埔里，不知要做什麼，特地來向他請示。鍾逸人不放心她們留在埔里，勸她們離開。他說三人沈思良久，終於接受他的安排。（註10）高菊花回憶說，她在埔里沒看到謝雪紅，倒是在臺中師範學校見過，「她戴著眼鏡，頭髮盤上去像外國人，滿好看的。」（註11）
臺中師範學校有賽德克族（當時被歸類為泰雅族）原住民學生，仁愛鄉鄉長高永清的兒子高光華就和高菊花同班。過去筆者到仁愛鄉清流部落參訪，聽到耆老提到，二二八時不少在外讀書的族人都去參加，高永清知道後，硬把他們叫回來，避免了年輕人的犧牲。當時只是聽聽而已，現在看到臺中師範學校原住民學生名冊，配合二七部隊的歷史，一切好像逐漸明朗起來。
高菊花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民雄國民學校教書，後來也到阿里山香林國民學校教了一年多的書。高一生坐牢時，她已沒教書，在家裡讀英文，準備到美國唸書，但父親被處決之後，一切都不可能了。（註12）這是高菊花人生最大的分水嶺，也是高家天崩地坼的一天。
關於高一生等人如何被捕（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到四位鄒族菁英、兩位泰雅族菁英一起被處決（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的經過，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裡省略，否則講不完高菊花的故事。
高菊花是長女，其後有十位弟妹：英生（男）、貴美（女）、澄美（女）、英傑（男）、英輝（男）、英明（男）、春英（女）、豐玉（女）、英洋（男）、美英（女）。長男英生早夭，十五歲過世。高菊花是高一生第一個小孩，個性像男孩，和高一生很親近。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高一生遭誘捕，被帶到嘉義縣警察局時，他寫信給住在嘉義市中山路民生商店樓上的高菊花，事後警察局打電話要她去拿信，信很厚，交代許多事情，要她照顧家裡。（註13）突然間，二十歲的高菊花被迫擔起照顧家人的重擔。高一生非常看重這位長女，把她當長子那樣撫養長大，他在監獄中給菊花的一封信，起頭稱「身代長男的菊花」，他感謝「神竟然賜給我像菊花和貴美這麼堅強獨立的女兒」。（註14）相信收到信的女兒再怎樣也要扛起這個重擔。
高一生坐牢時，家人還是懷著希望，連高一生本人也認為他會被釋放。當時就讀臺中一中的次子英傑，每個星期天騎腳踏車到臺中火車站，在月台佇望，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註15）父親被捕的當天晚上，嘉義縣長林金生率員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污職」；當時十二歲的高英傑親眼看到林金生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說：「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各成員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註16）根據檔案，為防範在部落可能引起的不安，當局派員分赴各村、召開村民大會，宣布高一生等人的不法事實及案情經過，並組織宣慰小組，慰問村民。（註17）總之，這是有計畫的人格抹殺，造成家人極大的傷害和困擾。
除了照顧家人之外，二十歲的高菊花到處奔走，希望能救助父親。嘉義縣長林金生和高一生熟識，交情不錯，高菊花去跑了好幾次，「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高菊花同時又說「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誰也沒辦法。（註18）這裡牽涉到加害者和共犯集團的問題，若沒有一個分析架構，其實是講不清楚的。林金生當然不是真正的加害者。共犯集團的成員是否主動積極執行不義的「職務」、綜觀其一生是否從黨國體制中獲取個人身家利益，是將來我們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如果轉型正義得以真正落實的話。林金生在高一生被捕當天贈金一百元，高一生的獄中家書有提到這一百元，（註19）一九九六年嘉義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啟用時，在園內二二八紀念館展覽五封高一生的獄中家書，就包括這一封。這應該是美事一樁，但與會的政治受難者與嘉義地方人士顯然有不一樣的看法，說成是「奠儀」。（註20）林金生當時是嘉義縣長，兼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指揮官（縣長必兼），但他一九五四年競選連任卻落選，投票在高一生四月十七日被處決後的五月二日舉行，林金生的落選顯示很多嘉義人不滿他誘捕高一生導致最後的處決。（註21）林金生在嘉南平原老輩人口中很負面，但這些訊息上不了黨國掌控的主流文字載體，只在民間私下流傳，等老輩人都凋零離世，人世大概只剩崛起於戒嚴森嚴的一九七〇年代的林懷民最在意的父親的清譽與美名吧？（註22）
有沒有消極的「共犯」作法？甚至設法抵銷的作法？有的。當時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他是高一生在臺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他到里佳村怎麼告訴村民呢？他說：高一生不可能偷錢，沒做壞事，沒貪污。當時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說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部落、得嚴加懲處，要族人簽名。里佳村預定集體蓋章的那一天，在村長安友信的安排下，村民全都去楠梓仙溪上游打獵捕魚，就沒辦法蓋章了。高英傑至今仍非常感謝陳丁奇和安友信。（註23）
當然暗中協助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接受當局對高一生等人的人格抹黑，並加入欺凌的行列。雖然有族人扛很重的柴火，經過他們家，說太重了，不要了，丟了就走，其實就是要送給高家，不過，高菊花對族人的看法頗為負面，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懦夫」。（註24）
高一生被捕之後，高菊花回到山上幫助母親，照顧弟妹，但結果不得不下山，一方面是為了家計（高一生被捕後，三個月就不發薪水了），另一方面，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註25）後者容後詳述。她先是偶爾到嘉義的廣播電臺唱唱歌，後來經朋友介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在高雄唱了一年之後，她在臺中、臺北都唱過，主要在歌廳、舞廳，或美軍所屬的俱樂部。她隨便取了一個藝名「派娜娜」，因為她覺得用真名會不好意思。（註26）派娜娜主要是唱英文歌，也唱西班牙歌、法文歌，頗有名氣。流行音樂界近十幾年來才「發現」五〇年代有個派娜娜，還影響了流行歌壇「天王」金祖齡，她被追加「天后」名號。（註27）這類的呈現有可能淡化白色恐怖，將高菊花從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這是讀者要格外注意的地方。不管派娜娜曾多有名氣，唱歌對高菊花來說，有相當負面的連結。她個性像男孩子，（註28）但有她害羞的地方，八十歲的她，回憶說她很不喜歡唱歌，演出時不敢看觀眾。（註29）她說：「其實我並不喜歡出來唱歌，我們的思想還是很保守，覺得唱歌好難為情，人家說歌女和妓女差不了多少。」（註30）
除了害羞之外，唱歌的這個人生階段是她備受摧殘，有生不如死的時刻，因此，唱歌這件事，哪裡會是好的回憶？
從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高一生被處決，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高菊花領到自首證，十七年多，她受到警總嚴格監控，形同監獄外的囚徒，另類政治犯。「父親不在之後，倒楣的就是我，我被政府修理得不得了。到現在我還不想說那些事。」（註31）這是她在一九九三年說的，她其實是有透露的，只是如吳易叡所說的，這是「無法公共的記憶」，（註32）除非我們社會成熟到一定程度。
首先，我們來看看情治單位如何整她。
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的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原吳鳳治安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副指揮官是陳世昌。高一生被處決後，高菊花常被叫去整夜訊問，「硬說我在二二八事變後就參加臺灣什麼蓬萊組織（名稱記不清了）」。由於經常訊問，晚上要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到奮起湖不給她睡覺，一直問。她實在受不了，後來有長輩叫她離開比較好。加上家計問題，她只好到嘉義去。（註33）
逃得了奮起湖的情治單位，逃不了無所不在的黨國機器。在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時，她也被抓，當時基隆和高雄都戒嚴，過了晚上戒嚴時間還沒回去，老闆娘以為她一定被槍斃了，還哭了一個晚上。她說：他們每次都不乾脆把她抓走，一直抓抓放放，名為「約談」，她跟他們說：「你們這樣好像把一條蛇打得半死，再放他求生，實在很過分。」有一次被抓到新店，給她吃得好好的，她以為就是最後一餐了，接下來就是槍斃，結果沒有，又送回臺北。這應該是一九五五年她到臺北唱歌之後的事。（註34）
高菊花受創最大的還不是這些「約談」。她是女性、原住民，加上政治犯之女，三重弱勢，淪為黨國冷酷剝削的對象。她在羅夢娜駐唱時，一位掛星階級的國防部將領要她服務一位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詳後），他們跟她說「如果能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而我當時則是這樣想，恐怕我早晚都是要被槍斃的，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請讀者注意，接下來高菊花怎麼說：「我們鄒族的貞操觀念很深，要幫這種忙實在是很難受，可是不得已呀，為了家裡，為了信守承諾──父親說要照顧媽媽跟弟弟、妹妹──，我要想辦法活下去，不能那麼容易就被槍斃，活下去也才有能力賺錢養家。唉，運氣不好啦。」（註35）
若僅此一次，已經很可怕了，結果是「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請讀者注意，這是我們現在大學生的年齡，而且前面提過，高菊花其實很害羞。她說：「我有很多事盡量要忘記。許多痛苦的回憶，使我覺得自卑。」今天我們不能只看到懷舊下霸氣的「派娜娜」，而看不到痛苦、自卑的高菊花。她原本也可以和「世叔」林金生的公子林懷民一樣出國留學喔，她還有過當外交官的夢呢。（註36）
潘英仁是嘉義仁醫潘木枝的四子。二二八事件中，潘醫師和畫家陳澄波、牙醫盧鈵欽、戲院老闆柯麟在三月二十五日同日被處決，這是嘉義三次公開處決共十六人的最後一次。潘木枝生前和高一生認識，兩家有來往，但不算密切。高一生死後，因緣際會，潘英仁和高一生的妻子春芳（芳子）建立形同母子的感情，潘英仁稱春芳「卡將」（かあちゃん、母ちゃん；阿母、媽咪），後來和高菊花也一見如故，情同姊弟。有一度高菊花帶著她和美國軍官生的孩子Tony住在潘家在臺北臺大附近舟山路租的農舍，住了三個月。潘英仁說高菊花和他無話不說，有時候高菊花會整夜沒回來，有一次，早上七、八點鐘，他帶著Tony到舟山路等菊花，看到她和一個美軍坐三輪車回來，不以為意，不過，（註37）
另一次清晨，她一回來馬上趴在桌子上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我問她怎麼了，她也沒反應，哭了一陣子之後就說，昨天晚上唱歌的時候，國防部參謀總部接待了來台做軍事交流韓國的參謀總長一團人，吃完飯來聽歌，那個韓國的參謀總長指定說要她，台灣方面陪同的軍人就叫她晚上陪他，她不願意，說不要，但最後還是不得拒絕，被帶到北投去。
接著她還說：｢台灣的那一隻軍艦是我賺來的，還有那一隻也是。」我就不忍心再問下去了。當時菊花有告訴我軍艦的名字，但我忘了。
潘英仁說：「大家都知道台灣有金錢外交，除此之外，也有美女外交，在這方面菊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像台灣的農耕隊也是，都是為了討好聯合國會員國的一種方式。會到美軍俱樂部那種地方聽歌的，也都是美軍顧問團以及國民黨軍政裡的高級幹部，他們對台灣的女人予取予求，尤其對像菊花這種政治受難者的弱勢家屬更是如此。」（註38）
在此，我們回頭講高菊花在高雄羅夢娜駐唱時，被迫服務所謂的「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的事情。這是冷戰時期相當複雜的故事，若不是有人耙梳臺灣和波蘭的檔案，以及船員的回憶錄，撰寫成書，（註39）我們會以為就是個高菊花單方面講述的事情，信不信由你啦。這個「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確有其人，他是一艘波蘭油輪上共產組織的「黨書記」，是該船的二俥（大管輪）Boguslaw Bednaruk，以下稱比那魯克。相對於現在中國軍機整天繞台，切斷海底電纜，一九五〇年代上半期中華民國的海軍還會在鄰近臺灣的公海上「俘虜」航往中國的外國船隻，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船隻資助中共（中國）。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波蘭油輪布拉沙號被挾持至高雄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高德瓦號，也是一樣被迫停靠高雄港。（註40）
劫船後要做什麼呢？沒收汽油，船隻最後編入中華民國海軍，但冷戰時期最重要的是逼迫共產國家的船員「投奔自由」，作為內外宣傳（大外宣與大內宣）。為了逼迫船員申請「政治庇護」，KMT/ROC黨國這邊用盡手段，布拉沙號三十名波蘭籍船員有十二名「投奔自由」，送往美國，沒申請政治庇護的十八名，九個月後，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被遣送回國；十七名中國籍船員被留置臺灣，其中有送綠島新生訓練處的──值得我們進一步追查。（註41）高德瓦號的船員被拘留更久，超過一年。他們遭受比第一艘船更糟糕的待遇，被隔離、被嚴重分化離間，導致一人自殺（有他殺之嫌疑），三人自殺未遂。最終三十二名荷蘭籍船員，扣除一死一自殺，有二十人被遣送回波蘭；十二名中國籍船員被留置臺灣。（註42）這些逼迫「投奔自由」的戲碼，很沒人道，也有至為荒唐可笑的地方，請讀者自行閱讀。
高菊花被迫服務「共產黨頭子」，發生在第二艘高德瓦號被劫持的事件中。在隔離和分化離間中，根據波蘭國家檔案，「比那魯克被移住旅館，他在那裡的房間很舒適。有一名中國歌手經常去旅館找他，她在Lamona唱歌。」這位歌手就是高菊花。這其實是主事者的伎倆，想要瓦解心防，促成比那魯克為「愛情」而「投奔自由」。（註43）這不只折磨高菊花，對被拘留一年的波蘭船員也是莫大的磨難，有三人自殺未遂就是明證。國防部總政戰部和海軍總部以船員申請政治庇護為目標，但就現場的執行者而言，其實是在做「業績」，有獎金可領，（註44）不擇手段可想而知。這是戒嚴時代的殘酷物語，請不要以懷舊的心情來看待這段歷史。
黨國對高菊花的壓迫和摧殘，是從高一生被捕就開始的。對此，高菊花內心的反應很激越，只差沒付諸行動。她罵奮起湖保安司令部指揮所的負責人陳世昌「大混蛋」，他經常叫高菊花去指揮所詢問，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委屈。「這個外省人在山上做（作）威做（作）福欺負我們，後來竟然還當過臺北市議員，如果我不是信基督教，一定會拿番刀去砍斷他的腳。」（註45）
她差一點殺了蔣孝文。高菊花到臺北衡陽路唱歌後，認識蔣孝文，他是高菊花的「粉絲」（ファン），兩人有一陣子交情很好，蔣孝文常來找她，還想討她當姨太太。（註46）她在臺中美軍俱樂部唱歌時，蔣孝文叫朋友接她去意文大飯店，房間前面有一個客廳，她到客廳，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就想趁機殺他。可能因為她臉上的表情和平常不一樣，蔣孝文大概嚇到，就逃到房間裡去了。她跑過去看，房間裡有五個女孩子和他在一起，她評論道：「難怪他會生病！」高菊花說她想殺蔣孝文，是想為父親報仇，因為他的祖父殺了她的父親。她說沒有信仰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報仇。（註47）
她也有痛不欲生的時刻。有一次到馬祖勞軍時，聽說距離對岸很近，她游泳技術很好，想說這是一個機會，既然他們都說她是共產黨，就乾脆投到那邊去，「被鯊魚吃掉也比在這裏受苦好」，但是想到家裏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她不能一走了之，「決定不走後就大哭起來」。（註48）
高菊花是活在隨時擔心被槍斃、隨時必須應召，這是怎樣的日子呢？她在唱了十多年歌之後，在臺北經營日本料理店，因此認識顧客施炳炎，和他交往後結婚。施炳炎是臺北市人，在警備總部工作。結婚後，當局還是常派人叫她去問話，到了一九七一年要她自首，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她覺得別無選擇，只好聽命，拿到自首證之後，終於不再受到盤問了。（註49）
經過十七年的監控之後，高菊花終於自由了。但是，二十二歲承受父親之死的她，卻必須承受兩個兒子，以及丈夫的提早離去，且都是意外死亡。高菊花生有三男二女。長男生父是西方人（如前所述），女兒生父是日本人，都沒有婚姻關係；長男在達邦部落長大，後來去跑船，在南非意外溺斃。她和施炳炎生有二男一女，小兒子被捷運撞死，「她每每從噩夢中驚醒，夢裡都是他淒厲的求救聲」。（註50）丈夫也因騎摩托車出意外死亡。為人女、為人母、為人妻，高菊花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未亡人」。她唱歌賺錢，為了照顧媽媽和弟妹們被黨國逼迫做出她最不情願、最感到羞恥的服務時，她無法和弟妹說──阿，那無法公共化的受害！她的大弟英傑和她很親，對此也一無所知，後來才從口述歷史的紀錄中得知，感到「震驚與悲憤」，只能安慰自己：幸好媽媽不知道。（註51）由於她抽菸、喝酒，弟妹也有無法接受、不喜歡她的。（註52）晚年，她喝酒喝很兇，認識菊花阿姨的人都知道。但是，相對於父親是黨國高官的林懷民，如果、如果，我們的菊花阿姨是外交官菊花女士，或許美麗的她會端著高腳酒杯，優雅地品啜著，啊，對了，かんぱい（乾杯）！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小結：無從療癒的創傷
高菊花和父親很親近。當局在逮捕他的前三個月，就擬訂好「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註53）可以說劇本早已寫好，只差演出。高一生或許早有預感，一九五一年就和高菊花說，萬一他死亡，要她照顧弟弟妹妹，也交代要埋在長子墳墓旁邊的空地，要替他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並給他一些Beer（啤酒）。高菊花說，她和父親父女連心，她接受訪談時，毫無保留地表達對父親的尊敬和思念。她說：「我覺得父親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有什麼壞處我不知道，我看他永遠是最好的人。」（註54）她對日本人也這樣講：「父親是非常卓越的人。真的頭腦非常好，也很有學問。雖然他沒受很高的教育，只是師範專修科，卻是非常聰明的人。」、「然而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父親的事情唷，每天喔。我的先生過世，我沒有這樣每天想念他，真的喔。只有對於父親是這樣，既尊敬又感到遺憾，真的很遺憾。」（註55）
這麼尊敬父親的高菊花，卻也會說：「我恨我的爸爸。」、「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晚景不會如此淒涼。」這讓訪客吳易叡很錯愕。其實並不奇怪，她並不真的恨父親，她恨的是這樣的命運。吳易叡研究心理創傷，他知道創傷應該被治療，但菊花阿姨的創傷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是無從癒合的。（註56）最終菊花女士仍然帶著這些印烙到身心深處的創傷，離開我們。沈默地抱著創傷離去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鄒族的杜孝生──那個和喜久子一起在臺南唸書的秀男叔叔啊，他甚至什麼都沒講，或無法講。
但願島嶼能開始看見他們的創傷，雖然已無從療癒，但唯有看見，我們才能直面島嶼的過去，究責KMT/ROC黨國暴力的罪惡，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國家而努力。對於前輩的創傷，了解與記憶，是我們最起碼的功課。安息吧！請相信我們會努力。
本文原刊於陳彥斌主編，《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二〇一八），頁二八四─三〇三。
二〇二五年一月修訂。
註釋
註1 郡守說，見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ー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の出会いー〉，《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四號（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頁八─九。高一生次子高英傑說，母親常提到是在大塚先生家（根據筆者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與高英傑先生之談話）。大塚久義就是矢多一生（高一生）申請就讀臺灣師範學校的保證人。在此姑存二說，待日後考證。
註2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收於張炎憲、王逸石採訪，高淑媛、王昭文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一九九五），頁一七一。
註3 杜孝生，一九二二年生，族名Voe Tosukʉ，日本姓鳥宿秀男。一九四二年三月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畢業，第二年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四五年十月畢業，是臺北帝國大學醫科第一位臺灣原住民畢業生。附帶說明：中華民國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此前於十月畢業者取得的學位是臺北帝國大學。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杜孝生與高一生、湯守仁等被捕，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杜孝生被以貪污罪兩項罪名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保釋出獄。由於無法在家鄉立足，他帶著妻子和兒女下山到以漢人為主的嘉義縣大埔鄉，開設診所為生，活在恥辱和鬱悒中。杜孝生非常關心族與和文化，一九九五年原住民得以恢復傳統姓名，他是鄒族第一位申請改族名，但當時只能用中文音譯來登記，他改為「博尤・特士庫」。二〇〇一年三月三日杜孝生臺東過世。關於杜孝生的案子，可參考高毅，〈墜落在白色恐怖的縫隙中──博尤・特士庫的悲劇〉，《模擬憲法法庭2016第三屆：轉型正義》，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網址：https://tjcsinica2016.iias.sinica.edu.tw/page03-02.html（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檢索）。
註4 根據高英傑口述，二〇一八年十月四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後來高英傑在口述訪談中，講得更清楚，秀男的姐姐（漢名杜音吟）是高一生的同母異父妹妹，同時到臺南度書的還有高英傑的舅舅湯川八郎與堂叔高正儀，見高英傑口述，林瑞珠整理，〈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風情萬種是她完成父願守護家人的武器（一）〉，刊登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報》，網址：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71534（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註5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七一。
註6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七。
註7 《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三十八年度教職員錄》，頁一二─一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教職員學生名冊》，頁二六─二七。
註8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五六─一五七。
註9 高一生被處決之後，高家常有人自由進出，翻文件、拿照片。根據高英傑口述，二〇一八年十月四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註10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上）》（臺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五五六─五五七。
註11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七。
註12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九。
註13 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三號（二〇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一七；又參見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1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二〇二〇），信件二十八，頁二二七／二三一。
註15 高英傑，〈台中下行列車〉，收於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二〇一八），頁一三〇。
註16 吳俊瑩，〈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重刊於「台灣放送」網站，網址：https://www.telltaiwan.org/?p=2737（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檢索）。
註17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臺灣史料研究》第四四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頁一一─一二。
註18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四。
註1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信件二十九，頁二三二／二三四。
註20 根據高英傑口述，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再度確認。
註21 出身嘉義朴子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者陳榮成（一九三七─二〇二四）生前回憶說：他的家族和林金生很熟，二二八事件前後與當時擔任東石區長的林金生是鄰居。林金生與李茂松競選時，包括他在內的嘉義中學學生不少都反國民黨、反對林金生。陳榮成還提到國民黨利用林金生拐出高一生的「傳說」，「因為林金生會講日本話，受過日本教育，叫他去阿里山上把高一生叫下來，導致他被捕，一九五四年以叛亂罪處決」。這是林金生競選連任時必須面對的「民間裁判」。見陳儀深訪問，林東璟、簡佳慧記錄，〈陳榮成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儀深訪問，林東璟、鄭毓嫻、吳佩謙、周維朋、簡佳慧、曾韋禎記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一二年），頁三〇〇、三〇三。
註22 老一輩人的傳述大多集中在林金生如何巴結諂媚蔣介石而被破格提拔，也有一則是講述林金生夫婦如何一起巴結諂媚蔣介石和宋美齡，「故事」核心一樣，但情節各有不同。有人說他的父親提到林金生都說「林仔金生」，這是臺語蔑視一個人時的叫法。林金生還講一口模仿蔣經國寧波腔的「國語」，見吳俊瑩整理／註解，周婉窈、陳立栢校訂，〈陳重光先生訪談：關於林金生的印象〉，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三日重刊於「台灣放送」網站，連結：https://www.telltaiwan.org/?p=2782（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日檢索）。
註23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收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〇一五），頁四六、五二。
註24 高英傑口述，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重刊於「台灣放送」網站：https://www.telltaiwan.org/?p=2728（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檢索）。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二二。
註25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26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頁五五─五六。
註27 熊儒賢，〈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天下》，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網址：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68/article/3934 。
註28 「我的個性很像男孩子」，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七〇。
註29 周韋綺，〈北鄒部落尋訪紀行〉，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網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2/12/30/北鄒部落尋訪紀行/（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日檢索）。
註30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九。
註31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五。
註32 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報導者The reporter》電子報，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kao-chrysanthemum。（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檢索）
註33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34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六、一六八。
註35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頁五七。
註36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二、一七一、一六九。
註37 潘英仁口述，林瑞珠記錄，〈白色恐怖受難家庭相扶持──見證台灣美女外交〉，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刊登於《上報》，網址：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81356（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日檢索）。
註38 潘英仁口述，林瑞珠記錄，〈白色恐怖受難家庭相扶持──見證台灣美女外交〉，無頁碼。
註39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臺北市：前衛出版社，二〇二四）。
註40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頁一七〇─一七四。
註41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頁一七三─一七四。
註42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頁一七四─一七五。船員中有一名希臘人，其命運如何書中未提。
註43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頁一九七。
註44 林蔚昀，《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頁二二〇─二二一。
註45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二。
註46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頁五八；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頁一九。
註47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六四─一六五。
註48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七一。
註49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頁五八─五九。
註50 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無頁碼。關於高菊花的子女，見高英傑口述，林瑞珠整理，〈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如果不是他的女兒 我晚景不會如此淒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刊登於《上報》，網址：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71536（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檢索）。
註51 高英傑口述，林瑞珠整理，〈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母親每晚在棉被裡抱著父親骨灰哭（二）〉，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刊登於《上報》，網址：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71535（二〇二五年一月三十日檢索）。
註52 高英傑口述，林瑞珠整理，〈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如果不是他的女兒 我晚景不會如此淒涼（三）〉，無頁碼。又見潘英仁口述，林瑞珠記錄，〈白色恐怖受難家庭相扶持──見證台灣美女外交〉，沒頁碼。潘英仁說高菊花個性豪爽，「大辣辣不會斤斤計較」，或許雖不受諒解，她應該不會怪弟妹吧。否則，人生的苦豈止加倍而已？
註53 吳俊瑩，〈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無頁碼。
註54 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55 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頁一七、二〇。
註56 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無頁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