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僑」及其當代關聯
——《華僑》中譯本代序（更新版）
陳弱水
陳健民先生翻譯斯波義信教授《華僑》一書即將出版，我曾在臉書上發表有關「僑」觀念的短文，一八四一出版社認為該文會對本書的讀者有幫助，希望轉載於書中，或由我另外寫序。我閱讀書稿，感覺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可能是修訂原來的文章，加上些許呼應斯波教授書的內容，至於題目，只添加副題。這就是本文的緣起。
「僑」是特殊的字。它廣泛使用於中文和華語，但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在描述的層面，「僑」是指從A地遷居到B地或這樣的人。但「僑」有更強的意涵，它往往指從A地遷到B地，從A國遷到B國，但認同仍在A地與A國，「僑」和他們的後代本質上是A人，B地與B國只有工具性的意義。就近現代而言，「僑」的現象──認同在祖鄉而不在生存所託的社群和國家，在台灣和東南亞都很明顯——雖然未必有「僑」的名義，往往也是這些地方緊張與分裂的重要來源。
可能大多數讀者不曾意識到「僑」這個字和觀念的獨特性，這裡要多做點說明。「僑」的特殊性反映在它是不可翻譯的。在我所知的世界主要語言，都沒有這樣的概念。如果我們把「僑」輸入翻譯軟體，英文是Overseas Chinese，法文是Chinois d’outre-mer，德文為Auslandschinesen，日文則出現「華僑」。簡單說，「僑」就是海外華人，「僑」和「華僑」沒有差別，這個字沒有獨立的意義，在其他語言無法（或極難）找到對應。有時為了方便，我們會說類似「美僑」、「僑居在台灣的比利時人」的話，但這裡的「僑」只代表移居外國，跟英文的expatriate一樣，並不意含移居者與母國的聯繫，也難以適用到移居者的後代。事實上，作為動詞，expatriate有疏離母國或從該處放逐的意味。
這種獨特，幾乎毫無普遍意義的詞語是很罕見的，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做對照。漢人文化中的「孝」是特別的觀念，與其他文化中有關親子的情感和想法相當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不會把「孝」當作無法翻譯的詞語。「孝」的英文表述是filial piety，這雖然是為漢人式對待父母之道量身打造的，至少可以讓異文化人士據以想像一種特殊的親子觀。「僑」就更像文化地圖中的孤島。
「僑」這個字和觀念是怎麼來的？先談字。「僑」原來根本沒有遷居的意思。東漢《說文解字》說：「僑，高也。」「僑」的意思是「高」，從「喬」演化而來，加上人字邊，讀音不變。從古文字資料看來，「僑」字大概戰國才出現。在傳世的先秦文獻，「僑」主要用於人名，鄭國子產的名就是「僑」，《左傳》中還有舟之僑、叔孫僑如等，這些原本應該是「喬」，「僑」是後世的隸定（即回溯性地將某字改寫為另一形體）。「僑」是「高」，「僑如」是「高高的樣子」，顯然在古代被認為很適合當作名字。「僑」有遷居或遷居之人的意思，現存文獻中，最早的紀錄在戰國末的《韓非子》，但接下來要到三國（公元三世紀）才看得到，並不是常用字。
「僑」為什麼會冒出「遷居」的意思？來源明顯是《詩經．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一個神聖文本中文學性的描寫，讓高高喬木的「喬/僑」和遷徙發生了關聯。換句話說，作為遷居意義的「僑」，不是來自自然的語言，不是人講出來的，而是高層士人挪用《詩經》中的表達的結果，應該是先出現在書面語，再流傳到口語。
遷徙意義的「僑」本來只是客觀描述，可見於今天仍在使用的「喬遷」。「僑」進一步可意味雖然遷到某地，但認同或本質性的存在仍寄託於祖鄉，顯然發生在四世紀初。當時中國北方發生大動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洛陽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到江南重新建國，史稱「東晉」。這些貴族力量（歷史學一般稱為「士族」）以「僑」來界定自己和追隨者的身分。這些北方士族擁有至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不改籍貫，希望永遠是祖鄉的人，以祖鄉為家族名號（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東晉朝廷和統治者設置「僑州」、「僑郡」、「僑縣」，收納北方來的民眾，戶籍不同於本地人，而且享有免除徭役和賦稅的優待。僑郡縣雖多設於長江沿岸，但都使用北方的地名，甚至有一個南方行政區同時存在幾十個僑郡縣的情況。這個以北方「僑姓」士族為首的僑居現象，延續了兩、三百年，是後世「僑」觀念的源頭。
對於這個現象，中國中古史大家唐長孺（1911-1994）有所解釋。唐先生指出，這是新生事物，漢末大亂之後，在東南立國的孫吳已經有很多北方來的流寓人士，這時約在東晉建國前一個世紀，但並沒有類似東晉僑人的心態，他們居留一段時期後就落籍江南，成為當地人。他又說：「本來，漢代改籍是頗為常見的，那種高標郡望，不願附籍所居州郡的風氣只能出現在士族門閥形成之後。」（〈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51-52）唐先生的意思是，東晉以下的新僑居本質上是位階現象，是遷移來的人認為自己高於遷移地，要當永遠的旅人，把自己和子孫定位於祖鄉。在漢末、三國之際，貴族階層尚未穩定形成，北方高層士人的優越地位還在浮動中，但西晉以後，主要由於九品官人法的作用，士族世襲化，成為貴族（aristocracy）的形態，這是東晉統治者強烈高階感的來源。
歸結而言，大概在漢末，中國開始使用「僑」來指稱遷居，原來遷居並沒有特殊的文化意義，遷居者都以落籍為歸宿，但在東晉初，以貴族為領導者的移民遷到南方，出於優越的心態，他們把「僑」的身分制度化，將自己定位為在南方的非南方人。我們從「僑」現象的起源認識到，這個觀念並不是簡單的懷鄉念祖，而是與遷居者的自我意識關係密切──他們是高階的，他們所在的地方沒有認同的價值。
近現代又是各種「僑」現象大爆發的時代，例如東南亞和美國的華僑、台灣的「外省人」，與中國中古早期南方相比，近現代「僑」意識的背後增加了族群優越感、天朝觀念和中華民族主義等因素。近現代的「僑」現象當然不能說是「僑」這個字所帶來的，關鍵應該是在上述的高位意識與民族主義執念，但「僑」的意識為遷居者的這種心態提供了定型和延續的工具，也方便了原居國的擴張。「僑」具有迷惑性，很容易讓人覺得它不過是移民（immigrant）或遷居外國者（expatriate）的中文用語，它遠不止此！它是獨特的。
現在轉到斯波教授的書。這是一本通論性著作，敘述和討論12-13世紀（約當中國宋元之際）以後中國東南人士移居海外的歷史，以17世紀後為主。書名「華僑」，是取這個詞語的描述意義，等同於海外華人，跟前面所談的「僑」不同。斯波教授指出，「華僑」是新名詞，起於1880年代，1890年代變得普遍。斯波教授的根據是政府和士大夫的文獻，我查了一下上海《申報》資料庫，發現1870年代就有使用，但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常見，看來民間流行更晚。總之，這是很晚才出現的說法，但很快成為重要概念，除了反映中國人在近代大量出國，也和晚清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以及移民現象議題化有關。
斯波教授也指出，「華僑」一詞可有與母國聯繫的涵義，不僅是一般移民而已。他把近代東南亞華人分為三類：「華工型」、「華商型」和「（愛國）華僑型」，這個分類就透露出「僑」觀念的特殊性了。斯波教授說，三類之中，「華商」是主體，「華工」和「華僑」都屬邊緣。整體而言，海外華人現象有其複雜性，華人/華僑的屬性在不同地域或國家有差異，最主要的因素是移居地的狀況，由於移居地往往是殖民地，殖民者的政策也有影響。此外，中國本身的情勢和作為也相當重要。關於海外華人，不但「華僑」一詞出現晚，「僑」的性格也是19世紀末才開始浮現，這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中國的政治勢力也有意識地塑造僑民。在成立於1913年春天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參議院有6位華僑代表。這是世界允許海外移民參政的首例，顯示近代「僑」意識的復活帶有很大的動能。
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大家所寫的海外華人通史，涉及八百年來這些人群的複雜演變和多種面貌，很值得閱讀。這段歷史中，「僑」現象在近代的興起是重要的一環。旗幟鮮明心繫故土的「僑」雖然只占華人與華裔的少數，「僑」意識恐怕分布很廣，「華商」、「華工」中也有。華人的「僑」面向不純是歷史問題，它仍是今後東亞國際局勢中的重要變數，是必須了解和關注的。
照片說明：
斯波義信著作中譯版《何來華僑》封面
